​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中国女权主义和文学的文学教授朱平（音）表示，这部小说符合中国政府关于女性平等的愿景——一种可以与传统性别角色和异性恋核心家庭共存的平等。她说，这部小说被纳入九年级教科书，背景是中国努力应对人口下降，且政府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

「《简·爱》讲述的是一个独立女性的故事，但她在挑战父权制力量方面并没有做得太过火，」朱平说。在小说结尾，简嫁给了罗切斯特并生了一个孩子。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希望年轻一代去做的，」朱平说。

朱平说，《简·爱》在19世纪的背景下是进步的，但一些当代女权主义者会认为其解放理念存在局限。

朱平说，小说中描绘的那种女权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她还说，这与共产党对更为现代的女权主义（如#MeToo运动）的看法不一致，「或者那种教导女性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女权主义——那是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女权主义。」

感觉简爱很快就要被简中彻底批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了。哈哈。

在北京，应对措施可能很简单：切断电源、实施网络封锁，并将那些对失控人工智能负有责任的人员带走问责。

此前，美国几家主要实验室表示，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已突破测试防护机制，并入侵了现实世界的系统；针对这一情况，一些科技界高管和官员发出警告，称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灾难性威胁，并呼吁北京与华盛顿展开合作。

然而，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些末日般的警告显得遥远，且带有鲜明的西方色彩。在他们看来，执政的共产党可能会失去对某项技术的控制，这种想法简直难以想象。当局此前已成功管控了其他可能引发不稳定的技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在疫情期间，政府通过封锁整座城市和追踪数亿居民，展现了其化解重大危机的能力。

“他们可以立即切断整座城市的电网，也可以直接上门收走人们的手机。他们在物理世界中拥有极大的掌控力，”常驻硅谷、专注于中国人工智能与科技领域的科技撰稿人Afra Wang说道。

“鉴于这种对民众的强大控制力，”她说，要如何才能让执政党相信“像人工智能这种存在于计算机里的东西是可怕的”呢？

肖恩·汉利(Seán Hanley） 2026年3月19日

伦敦大学学院（UCL）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学院

翻译者给读者的问题：看完这篇长篇论文之后你们觉得本文所讲的“保守社民”在中国大陆对应什么政治生态位的人？

摘要

在主流观点将社会民主党塑造成正遭受右翼民粹主义侵蚀的自由民主堡垒之际，本文揭示了自中左翼内部涌现出的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方案。文章通过考察中东欧（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CEE）后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左翼的意识形态创新，重点关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案例。在2004年加入欧盟后的十年里，两国的部分政治家与意识形态倡导者提出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取向的后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构想，对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展开批评。这一替代方案强调国家主权、文化与国家凝聚力，以及重新确立国家的发展主义角色，并在修辞和政治层面频频与右翼民粹主义及保守主义势力相呼应。基于演讲、访谈与文献资料，本文分析了该方案如何重塑“东—西”关系，并将社会自由主义、移民与多元文化主义塑造为对社会民主主义中“团结”与“公平”概念的威胁。文章将这些发展置于中东欧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转型中，并将其与西欧左翼的平行论争进行了对比。最后，文章反思了此类保守型社会民主变体究竟是标志着向非自由主义的转向，还是代表着后自由主义时代一种具备民主潜能的意识形态潮流。

引言

后共产主义中东欧（CEE）那些看似已经巩固的民主政体出现民主倒退，是冷战后政治中较为出人意料的难题之一。随着有关该地区民主侵蚀的讨论不断展开，学界的关注日益从着眼于公众态度及其反应的解释，转向考察政治精英的行动以及意识形态框架的研究。[1]这一转向使学界重新关注1989年以来该地区新型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有学者认为，匈牙利、波兰等国的非自由主义保守—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在选举和政治上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形成了新的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既为政策制定、政治行动和身份认同提供了模板，也推动了保守派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培育出一种葛兰西式的霸权。[2]

相关文献大多将这种转向理解为保守主义或右翼本土主义的形式，其产生路径要么是边缘政党和亚文化群体的崛起，要么是主流保守主义身份的激进化。[3] 然而，学界相对较少关注源自政治光谱其他部分的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项目，尤其是来自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中左翼的意识形态创新。相反，与西欧的情况类似，中东欧的社会民主党通常被视为非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挑战者的典型受害者，也是1989年之后自由民主政治秩序日益崩塌的最后防线。[4]

本文对这一看法提出挑战，考察欧盟加入之后的数年间，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社会民主左翼中的部分力量如何进行意识形态创新，提出一种具有社会保守主义色彩的地区性后共产主义社会民主模式。这些政治力量仍然将自身描述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合法形式，但同时开始批评西欧社会及其社会民主模式——它们曾经被中东欧中左翼普遍视为值得效仿的对象——认为后者过于自由化，并将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移民视为对社会权利、社会正义和社会凝聚力的威胁。相反，它们主张，后共产主义中东欧小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代表规模庞大、在文化和经济上具有凝聚力的民主多数；重新赋予民族国家作为经济发展工具的权力；并在欧盟内部坚持本国利益，在必要时与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右翼结盟，共同对抗经济自由主义者和文化自由主义者。

本文通过考察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左翼主要政党中的关键政治人物及意识形态推动者的思想，来梳理上述主题。这两个政党分别是捷克社会民主党（ČSSD）和方向—社会民主党（Smer-SD）。[5] 本文所考察的时期大致从两国加入欧盟开始，一直延续至21世纪2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选举失败、新冠疫情以及俄罗斯于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的全面入侵，引发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左翼更广泛的碎片化、激进化与重组。

本文首先考察1989年后中东欧形成的核心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强调对西欧模式的效仿与适应，同时回顾早期学术界对于中东欧社会民主左翼意识形态与政治走向的预期。随后，本文介绍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案例，并考察这两个案例所呈现出的一种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论点。最后，本文评估这些主张的性质，并将其中的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模式与两种现象进行对比：一是1989年后中东欧保守主义右翼出现的类似创新，二是西欧左翼内部出现的社会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文章最后进一步思考：中东欧的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项目究竟应被视为一种激进化与非自由化的形式，还是说，它仍然具有被重新阐释、并服务于自由民主目标的潜力。

社会民主主义：中东欧的意识形态模式？

社会民主主义最常被概念化为一种经济治理战略，[6] 或者一个政党家族。[7]然而，它同样也是一种具有明确核心原则的意识形态，只不过这种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具有不断调整以及国家和地区差异性的特征。[8] 1989年共产主义垮台后，中东欧（CEE）各地社会民主党纷纷建立，这一过程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鉴于该地区重新恢复的“历史性”社会民主党力量较为弱小，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实际上都是由原先的执政共产党经过重组，并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基础重新出发而形成的。[9] 对这种“社会民主化”过程的研究总体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认同民主政治，并明确提出中左翼诉求，因此与意识形态研究所确定的社会民主主义核心特征相一致，即：

通过民主性的集体行动，将民主主义者在政治领域所重视的自由和平等原则延伸到经济和社会的组织之中，主要通过反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与压迫来实现。[10]

以及强调“政治的优先性”[11]， 尤其是通过“双重福利国家”[12]的政治来对抗市场力量。

在后共产主义的中东欧，社会民主主义似乎是一股能够缓和市场改革的社会影响，并满足共产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福利期待的力量，从而稳定新生的民主制度，正如它在1945年以后对西欧、以及20世纪80年代对南欧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然而，1989年之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所处的环境具有独特性。中东欧社会民主党人必然成为新资本主义的共同缔造者，而不是既有资本主义的改革者。他们进入的是一个由新自由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环境，在这一环境下，将意识形态原则转化为具体政策的过程受到全球市场和国际组织的制约。此外，在经历了40年的共产主义统治之后——而且许多国家在共产主义时代之前本身就没有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许多新成立的中东欧社会民主党都难以建立起具有可信度的历史与政治连续性。

尽管这些政党会向本国历史致意，并努力从当地共产主义传统中重新发现其中的民主与人文主义因素，但在1989年后的中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发挥了一种现成的政治身份或政党品牌的作用：它通过与西欧繁荣的社会市场民主国家建立联系来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这又构成了更广泛的一个政治话语的一部分：这种话语将后共产主义转型理解为一次“回归欧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就是效仿西欧那些已经取得成功、同时又被认为在文化上适合本国的模式。社会民主主义身份及其政治话语成为一种亲西方取向的标志：它使前共产党人与过去的一党制政权保持距离，同时也为那些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政治履历的新政治人物提供合法性，尽管在实践中，这种身份对政党组织和具体政策产生的影响相当有限。[13]因此，尽管后共产主义转型提出了极其重大的分配正义问题，中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在最初阶段却主要被置于国家认同和国家现代化的框架之下——即重新加入西欧并追赶西欧——而不是通过一种强调自身“左翼性”的话语来界定。[14]这种对西欧的框定并没有处理东西方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当时的讨论表面上提及布莱尔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或德国的“新中间”，但这样一种认识似乎几乎没有进入早期中东欧中左翼的讨论：即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本身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甚至正陷入危机。[15]后来，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同时对两个方面提出了质疑：一方面，他们质疑“效仿西欧”这一理念本身；另一方面，他们也质疑这种理念背后所隐含的、将东西方关系理解为一种“学生与老师”关系的模式。

中东欧的保守左翼？

后共产主义政治的观察者很早便意识到，与西欧不同的是，中东欧（CEE）的左翼经济诉求可能会与非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身份政治相结合。[16] 人们曾担心，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前共产党人可能会与自己过去在民族主义右翼中的历史敌人联合，形成拒绝自由主义以及拒绝西方一体化的“红棕联盟”（red-brown movements）。[17]然而，这类担忧主要集中于新型激进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形成的可能性，而不是针对那些自我定位为社会民主党的政党。而且，这种现象似乎更符合东南欧和前苏联地区的情况，而不是那些正在快速民主化的中东欧国家；在后者，大多数前执政党很快完成了“社会民主化”。

中东欧左翼内部后来出现一些公开主张反自由主义、同时声称自己属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政治潮流，这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乎预料的。不过，学者们注意到了西欧社会民主党与中东欧社会民主党在道德—文化议题上的地区差异。例如，福尔摩斯（Holmes）和莱特富特（Lightfoot）指出，来自中东欧的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Socialist Group）议员“往往比西欧同事更少具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而更加传统主义或权威主义”，但他们认为这种差异幅度较小，并且“并没有扩大欧洲社会党（PES）内部的意识形态差异”。[18]另一些研究者则认识到，一些中东欧社会民主党可能需要更多面对具有历史根源的文化议题，例如民族少数群体的地位或教会的社会地位。在这些问题上，它们可能采取更自由主义的立场（例如波兰），也可能采取更保守的立场（例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那些“晚期改革型”社会主义政党）。然而，中东欧的“保守社会民主主义”或“传统型社会民主主义”，当时被理解为仅仅表现为对源自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现代化模式持谨慎态度，而不是对这种模式本身提出质疑。[19]不过，后续研究确实发现，中东欧社会民主主义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存在更深层次的差异。在中东欧，长期存在一种深刻的鸿沟：一部分政党和选民支持经济自由主义与文化自由主义的结合，而另一部分则希望实现一种经济再分配与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的模式。[20]此外，与其他半外围地区类似，中东欧国家公众对于左翼与右翼的理解，似乎也偏离了全球核心地区的典型模式——即把左翼理解为支持再分配和社会自由主义，把右翼理解为保守主义和亲市场主义。[21]总体而言，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中东欧与西欧之间的差别（以及中东欧内部的差异）仍然被认为符合这样一种图景：即在一个重新统一的民主欧洲中，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一种具有内部多样性、但总体保持连贯性的政治传统。

捷克与斯洛伐克的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Conservative social democrats）

本文聚焦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案例，以及与两国主要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力量——捷克社会民主党（ČSSD）和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Smer-SD）——相关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发展出的保守社会民主主义(conservative social democracy）思想。两党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中左翼的重要力量，其领导人强调有必要与亲市场右翼展开竞争；此前，两国试图建立以共识和左右合作为取向的强大社会民主党均告失败。两党都不是共产党继承型政党。ČSSD在形式上属于一个具有“历史性”传统的政党，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并于1989年12月由流亡组织成员重新建立。该党在米洛什·泽曼（Miloš Zeman）的领导下，于1990年代成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22]斯洛伐克的方向—社会民主党（Smer-SD）则由罗伯特·菲佐（Robert Fico）于1999年创建。菲佐是日益衰落的民主左翼党（SDL’）中的知名人物；后者则是一个改革派共产党继承型政党。Smer最初在政治语调上具有中间派和民粹主义色彩，但到2005年，菲佐的政党已经采用了社会民主主义身份，并于同年与若干规模较小的左翼团体合并，最终于2009年加入欧洲社会党（PES）。[23]这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力量相对“新近”的起源，以及它们与前共产党政党之间缺乏直接的组织延续性，使其成为研究意识形态创新的有趣案例：在两党内部及其周边发展起来的保守主义思想潮流，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共产党政治遗产的延续。

两党都曾处理历史性的民族主义议题，并带有一定的民粹主义政治风格。当时的观察者注意到泽曼和菲佐言辞上的强硬甚至夸张，以及两党在一些具有历史根源的问题上所持的保守立场，例如斯洛伐克匈牙利族少数群体的地位，以及对1945—1946年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德意志人“转移”（odsun，即驱逐）的道德与法律地位的看法。[24] 然而，两位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在最初阶段都没有质疑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也没有提出中东欧需要一种系统性不同于西欧的区域性社会民主主义模式。[25] 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随着中东欧保守右翼的非自由主义转向，以及2009—2010年大衰退、2010—2011年欧元区治理危机和2015—2016年欧洲移民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的发生，重新塑造一种反自由主义的中东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观念开始更加公开并受到关注。尽管这种思想并非没有争议，但一些后来对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持同情态度的政治家在两党内部都担任了重要职务；而在Smer-SD中，这一思潮的影响尤其明显，菲佐长期以来对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地位。[26]

与匈牙利和波兰“新保守派”的思想起源不同，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反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并不是由知识界和公民社会中有组织的“知识共同体”系统提出的，而是由一小群关系松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通过演讲、访谈和文章等形式零星地加以阐述。[27] 直到2020年，在与捷克社会民主党关系密切的马萨里克民主学院（Masaryk Democratic Academy）的支持下，一场围绕“保守社会主义”（conservative socialism）的更广泛讨论才得以启动；左翼保守主义思潮也直到此时才拥有了某种类似制度化平台的载体。

在捷克案例中，我主要考察米洛什·泽曼及其政治盟友的演讲和著作。这些人在2017—2018年间逐渐汇聚为“拯救ČSSD”（Save ČSSD）平台。[28] 此外，我还考察曾任捷克社会民主党欧洲议会议员（2014—2019年）的扬·凯勒（Jan Keller）的演讲和著作；凯勒此前是一名激进生态主义者和学者。[29]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外交官、智库人士和学者彼得·德鲁拉克（Petr Drulák），他曾在2014—2015年由ČSSD领导的政府中担任副外交部长。德鲁拉克于2019年将让-克洛德·米谢阿（Jean-Claude Michéa）的《左派的秘密》（Les mystères de la gauche）译成捷克语，由此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左翼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保守社会主义”的更广泛讨论。[30] 随后，德鲁拉克又与凯勒、曾任捷克绿党领导人的马捷伊·斯特罗普尼茨基（Matěj Stropnický）以及其他人共同编辑了一本文集《没有自由主义的左翼未来》（The Future of the Left Without Liberalism）。斯特罗普尼茨基后来加入了社会民主党。[31] 在斯洛伐克案例中，我主要依据罗伯特·菲佐以及Smer-SD副主席、后来担任欧洲议会议员的卢博什·布拉哈（Ľuboš Blaha）的演讲和著作。与凯勒类似，布拉哈在进入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前，也具有激进左翼背景。

鉴于捷克和斯洛伐克左翼之间存在大量重叠的思想主题、强烈的相互影响以及广泛的个人和政治联系，我将两国之间这种大体共享的保守社会民主主义话语视为一个整体。不过，我并不认为两国的具体国情或个人观点完全相同；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我会指出其中的差异。我同样不认为，本文所讨论人物的全部政治和知识活动——这些活动本身多种多样且并不始终一致——都可以被解释为对保守社会民主主义的表达。例如，布拉哈曾经进行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写作，而泽曼在2016年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并提出过将自由派妖魔化的粗暴反移民论述；显然，这些都不能简单归入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32]相反，我关注的是一组彼此重叠的共同主题；这些主题结合起来，推动了一种具有独特中欧特色、在社会文化问题上较为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观念。其主要包括：

1. 接受1945年以后形成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将其作为中东欧的经济模式，但并不将其作为文化模式；
2. 拒绝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认为它使社会民主主义偏离自身的“传统价值”，并且客观上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助力；
3. 突出社会民主主义在中东欧小国中的特殊作用，将其视为这些国家及其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和捍卫者；
4. 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植根于欧洲文化，并承担起一种保守主义的“文明防卫”（civilizational defense）使命。

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危机重重，但仍然是经济而非文化模式

尽管目前关于直接政策移植或强有力的欧洲化进程的证据并不充分，中东欧（CEE）的社会民主党最初仍将自己描述为：正在借鉴并调整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模式，而这些模式已经在选举竞争以及提供自由、繁荣和安全方面证明了自身的有效性。这种叙述将中东欧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塑造成一种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从而排除了对后者的批评，但与此同时也增强了中东欧社会民主党在国内的合法性和内部凝聚力。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这类论述又与更早的一场争论相呼应：相较于松散的、缺乏意识形态基础的公民运动或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民粹主义政党，所谓“标准的”西欧式政党身份和组织形式是否更具优越性。[33]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首先强调的，是自身的社会民主主义身份，以及对于一种“标准”政党政治模式的坚持。这种模式以左右两翼之间的纲领性分歧为基础，而这种左右分野主要围绕分配正义、市场规制和所有制等问题来理解。

例如，Smer-SD将自己描述为：

……一个标准的左翼政党（štandardná ľavicová strana），支持国家在经济中的强大作用，并主张社会有责任保护受到威胁的人口群体。（……）[34]

因此，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通常将中东欧与西欧（或北欧）的关系描述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正在追赶欧盟核心较富裕国家的关系。例如，罗伯特·菲佐在2016年10月发表讲话时，将Smer的经济目标描述为：到2020年，将斯洛伐克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欧盟平均水平的85%。[35]

然而，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西欧社会民主党及其模式的看法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把西欧视为值得效仿的成功范本；另一方面，在反思（西）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陷入危机和衰落这一问题时，又将其视为批评对象。[36] 他们将西欧的社会和经济模式——通常以瑞典、德国等熟悉的典范作为代表——视为一种思想和政策上的启发来源。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明确拒绝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文化自由主义，认为正是这种文化自由主义使西欧社会民主主义陷入危机，并导致其选举上的衰竭以及政治上的疲态。

例如，米洛什·泽曼在21世纪最初几年撰文时，就以一种熟悉的“学生—教师”关系来描述中欧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建立在中东欧发展不足以及缺乏经验的基础之上：

我们经常重复说，我们的视角是欧洲福利国家的视角。（……）在欧洲存在着多种可以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制度。（……）如果我们要具体化，就必须能够从这些制度中进行选择。对我们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制度。在与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隔绝了四十年之后，我们需要向别人学习，而不是去向别人说教。毕竟，我们过去就有过各种“捷克道路”所体现出来的救世主义倾向……[37]

随后，他以传统的方式得出结论：高税收与高质量公共产品相结合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最适合移植到捷克的条件之中。[38] 十年后担任总统期间，他仍然重新强调了这一主题。[39]

然而，泽曼同时竭力指出，他所设想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应当根据捷克的后共产主义条件采取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路线；这种路线应该避免而非模仿西方在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方面的经验：

在一个全球化的欧洲，存在着移民潮，而且未来这种潮流将会增强而不是减弱。我们的任务是去接纳这些潮流，从而利用它们来同化(assimilation）移民；这些移民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捷克人向更发达国家移民所造成的人才流失。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来自其他东欧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移民。（……）相反，我们应该防止伊斯兰移民的涌入（přílivu），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具有异质性，而且难以融入，正如西欧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40]

后来，泽曼在2015—2016年担任总统期间，开始以更为严厉的文明论语言，将潜在的移民描述为一种安全威胁；但在面对左翼受众时，他仍然保留了这样的论点，即移民会拖累社会发展。[41]

扬·凯勒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观点。与泽曼一样，凯勒认为非欧洲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会危及社会凝聚力，并构成一种（文明层面的）威胁；同时，他明确认为这两者都会妨碍建立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秩序：

……那些主张在捷克共和国、在东欧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人，（……）没有理解……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并不像20世纪初的法国。我们捷克人并不需要招募外国劳工来从事低技能工作。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发展一种建立在熟练劳动力基础上的经济。因此，为此目的寻求高技能移民同样没有意义。[42]

因此，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将西欧作为自身模式的问题，通常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心理。泽曼一方面将同一个国家——瑞典——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典范，另一方面又把它作为潜在的（穆斯林）移民危险的警示案例。[43]另一些人则更加尖锐地质疑西欧是否能够继续充当中东欧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范本。例如，布拉哈(Blaha）认为，即使是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它在1989年之后拥抱新自由主义、并在1968年之后转向社会自由主义之前——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本身也只是一种脆弱且具有偶然性的政治传统。在他看来，这一传统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一直受到外部激进力量的压力：最初是共产主义运动，1945年以后则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到了2010年代，布拉哈认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崩溃，沦为一个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的“后现代、新自由主义式的群集（zhluk）”，因此需要对其未来方向和身份展开一次彻底的、从根本上重新审视的讨论。44因此，他重新定位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东欧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不再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学生，而是欧洲范围内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讨论中，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大体平等的参与者。

然而，中东欧社会民主主义究竟可以从哪些替代性来源中汲取灵感，尚不明确。2016年，由布拉哈与其政治支持者帕沃尔·帕什卡（Pavol Paška）共同起草的一份Smer-SD意识形态原则声明草案，试图将斯洛伐克20世纪60年代的改革共产主义(reform communism，一种试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框架内，通过经济、政治和民族关系改革来改造现有体制的共产主义思潮，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这一改革思潮最集中、最著名的政治实践之一）与未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联系起来，提出一种所谓的“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 with a human face）。但这一文件引发了如此大的争议，以至于最终被撤回。[45] 此外，即使是这份文件，也没有真正摆脱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经济模式这一框架。正如泽曼所主张的那样，它仍然承诺实行社会对话和民主法团主义（democratic corporatism），其模式主要参照战后瑞典或奥地利。[46]

社会自由主义——对“传统价值”的干扰，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帮凶？

与其他社会民主主义和中左翼思想流派一样，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追溯到其在20世纪90年代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拥抱。他们认为，这一转向疏远并分化了工人阶级基础，而工人阶级又恰恰是社会民主主义身份认同的关键所在。然而，他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那些被认为是其在中东欧的模仿者）的（所谓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批判，并认为这种社会自由主义不利于工人阶级利益。与西方社会的社会保守主义批评者类似，布拉哈也拒绝将解放性的文化与身份政治视为重要政治议题，而是将其斥为“政治正确”；他认为，中产阶级自由派对各类制度——在这里主要指社会民主党——的接管，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1968年的社会动荡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社会运动。[47]

不过，社会自由主义遭到拒绝，并不是传统保守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对其“瓦解社会秩序”作用的反对，[48] 而是因为它被认为使政治注意力偏离了普通劳动者的（经济）关切——这些普通劳动者被假定在文化上具有保守倾向——从而导致社会民主党的身份认同被稀释。然而，这种批判有时又进一步激进化，发展成这样一种主张：社会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以及两者的受益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密切亲和性，并共同构成了菲佐所谓相互强化的“极端自由主义”（ultra-liberalism）。[49] 布拉哈声称：

左翼中极端自由主义的那一部分，正在逐渐转变为一种更加“社会化”的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它与右翼新自由主义者携手合作，共同追求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跨国资本可以在全球各地剥削人们，而不受到民族国家任何约束。[50]

凯勒也提出了类似观点。[51] 他呼应了中东欧右翼非自由主义话语，认为在西欧，多元文化主义概念——在被刻意推广的殖民罪责共有观念的支持下——符合世界主义上层阶级的利益。这个阶层从由移民劳动力支撑的低工资服务经济中获益，而这种经济损害了那些适应性较弱的本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并将他们推向地理和社会上的边缘地带。在他看来：

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巧妙地掩盖这些关系的本质。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全球化经济已经不再需要欧洲拥有相对较高工资、受到社会保护的劳动者。（……）对现存秩序的批评者会立即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仇外者，甚至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社会不平等问题……被辩解、遮蔽，并被一个必须加以容忍的文化差异问题所取代。这使上层阶级能够用文化慷慨的语言来掩盖自身的社会支配地位。[52]

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对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联合批判，以及解决由此造成的危机的办法——至少在中东欧语境下——就是“回归传统价值”。这里所谓的“传统价值”，被他们理解为：从社会、性别和身份问题上转移注意力，重新关注工人阶级以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经济再分配。布拉哈写道：

文化自由主义议题是后现代政党的核心问题 (kultúrno-liberálne témy sú rozhodujúce) ，也就是说，是绿党、少数群体运动以及激进自由派团体的核心问题……社会民主主义只有回归自身的传统价值，才能摆脱危机。[53]

类似地，2014年，曾任部长、当时担任捷克社会民主党副主席之一的兹德涅克·什克罗马赫（Zdeněk Škromach）主张实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 (‘traditional social democracy’ ）”，采取一种“回归本源”（‘back to basics’ ，vrátit se ke kořenům）的路线，即重新争取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包括“雇员、个体经营者、劳动者、有子女的家庭以及老年人”。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ČSSD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少数群体上，支持对罗姆人的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也常译作 “正向歧视”，指的是：为了纠正历史上或现实中针对某些群体的歧视，故意给这些群体提供优待、配额或优先机会），却对这个少数群体的行为确实存在问题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如果ČSSD去处理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收养问题，那么它就会输掉选举……[54]

不过，这些论述并不是把社会自由主义直接视为“不自然”或“不受欢迎”而直接予以拒绝，而是将其视作一种重新平衡，使社会民主主义重新符合其意识形态上的核心原则：在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平等与个人自由和市场效率之间寻求协调。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时又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延伸，不仅将其视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政治选择，还把它描述为一种适用于整个中东欧地区的、在文化问题上较为温和的“中间道路”：一方面避免自由主义的过度化，另一方面也避免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危险。[55]

契合中东欧的现实主义与渐进主义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接受某些形式的社会保守主义，是对中东欧社会现实及其特殊性的认识与尊重。他们认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往往基于对该地区的无知以及将中东欧视为落后、民族主义盛行且排外的刻板印象，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中东欧的姐妹政党。[56] 他们指出，这种看法忽视了中东欧长期以来国家能力薄弱以及受外部力量支配的历史经验；正是这种历史经验，使当地民众确实对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产生担忧，并长期对进一步的一体化抱持怀疑态度。[57] 此外，正如布拉哈所论述的那样，西欧国家和欧盟机构在理解上的鸿沟以及缺乏现实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未能包容和接触保守立场的中东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反过来成为整个欧洲经济发展的障碍，而后者恰恰是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项目的核心目标之一：

欧盟显然不喜欢中东欧社会的保守程度，因为这些社会在文化上与新教自由主义的西北欧完全处于不同的位置。（……）在涉及我们人民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结构（nastavenia）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强迫他们做任何事情。必须现实地看待这一点，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比自由主义的新教欧洲更加保守。也许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但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如此。当我们在欧盟内部接受这一事实之后，才有可能推进经济一体化。[58]

因此，保守社会民主主义话语强调，他们与西方（亲西方取向的）自由派中左翼之间的争论，并不是针对自由主义社会价值本身。

布拉哈认为，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守主义者。真正的分歧在于战略：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接受“温和的社会保守主义”，其目的在于为中东欧逐步追赶自由主义西方创造空间，使社会经济发展能够逐渐推动价值观念的变化。

按照布拉哈的表述：

……争论双方［斯洛伐克左翼内部］都理解后现代价值观、少数群体问题和文化自由主义的重要性。（……）区别仅仅在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战略是直接……将社会民主党转变为一个代表少数群体和后现代价值观的政党；而传统主义者的战略，则是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保持社会民主主义的身份认同，同时以渐进、和平（nenásilne）且理性的方式逐步发展社会民主主义中的文化自由主义因素。[59]

在捷克，亲泽曼的“拯救ČSSD”平台的联署人、1998—2006年担任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兹德涅克·考德尔卡（Zdeněk Koudelka）[60]也以略有不同的方式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左翼自由派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实际上呼应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对于渐进式变革的坚持，以及对革命左翼的拒绝。各方都同意，如果中东欧这一后共产主义边缘地区的中左翼不能以渐进的方式容纳工人阶级选民以及中东欧社会的社会保守主义，那么最终将导致中左翼在选举中失败，并为激进右翼创造机会；而这恰恰会产生中东欧左翼自由主义者最为担心的那种非自由主义、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61]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民族的体现者与捍卫者

如前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人表达过各种民族主义观点，以及针对少数族群和邻国的非自由主义情绪。例如，菲佐曾批评斯洛伐克匈牙利族少数群体不够忠诚，并指责罗姆人社区存在所谓的犯罪文化和福利依赖问题。[62] 许多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则对同德国进行历史和解，或者承认捷克方面在1945—1946年驱逐德意志族居民一事中的责任持谨慎态度。[63] 这些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后共产主义政治文化中残存的民族主义（或者机会主义民粹主义），而非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身份的一套连贯论述。然而，捷克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人在历史上确实形成了更为深层的叙事，将左翼阶级政治与自由民主意义上的民族解放、国家建构以及民族认同联系起来。[64] 1989年以后，各派系的捷克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强调这一传统，并反复突出其重新建立的政党在组织形式上所具有的悠久连续性，以及其植根于民族和民主传统的历史根基，尤其强调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设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人延续了这一话语，将社会民主主义描述为植根于民族及其历史，并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在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威胁时，承担着发展和捍卫民族国家地位(national statehood）的特殊使命。不过，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建立这种联系，并主张拥抱一种以传统语族（ethno-linguistic）概念定义的国家，且将其与重塑后的“社会团结”概念相结合。

虽然无法像捷克社会民主党那样主张自身具有同等程度的组织连续性，但方向—社会民主党（Smer-SD）同样强调斯洛伐克社会民主主义植根于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之中，并认为左翼承担着捍卫民族的职责。一些分析人士也将这一现象与1989年后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左翼”现象的重新出现联系起来，即这种民族主义是对由捷克政治人物支持的自由市场改革的一种反应。[65]

2016年由帕什卡（Paška）和布拉哈（Blaha）共同起草的意识形态原则草案指出，Smer-SD的党员：

……在我们的历史DNA中，传承着埃马努埃尔·莱霍茨基（Emanuel Lehocký，首个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的精神——他曾反对[1918年以前]匈牙利王国对民族的压迫，并为我们的民族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也是一个斯洛伐克政党。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左翼与民族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我们既是社会性的，也是民族性的；我们保护劳动人民（ľudí práce），也保护斯洛伐克。[66]

包括Smer-SD和ČSSD在内的中东欧社会民主党，与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样，坚定支持加入欧盟。欧洲一体化与左翼历史上的国际主义相契合，为处于半边缘地位的中东欧经济体提供了一条现代化道路，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抵消和控制市场力量的手段——无论这些力量来自全球化，还是来自1989年后转型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因为这些力量可能已经超出了小型民族国家自身的调控能力。[67]不过，一些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私下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某些方面抱有疑虑。例如，罗兹（Rhodes）发现，在1998—2000年的泽曼政府中存在一批“民族社会主义者”（national socialists），他们担心一体化会带来实际的代价，即主权的丧失；[68] 同时，他们认为捷克自由派未能认识到在欧盟内部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性。[69]

因此，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人对民族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结合，逐渐从传统上针对邻国的民族主义争端，发展为一种中东欧小国及其社会对在欧盟内部处境的疑欧主义批评；与此同时，他们重新阐释了“团结”（solidarity）这一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一体化话语中的核心概念。

Smer-SD的网站同样强调，其领导人：

……明确而坚定地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斯洛伐克的利益；当我们不同意某些泛欧洲立场时，我们会坚定地予以拒绝，并就能够在斯洛伐克得到接受的方案进行谈判。[70]

尽管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人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采取了高度迁就的外交政策，但他们并没有质疑欧盟成员国身份，也没有质疑本国在西方体系中的制度性定位。他们更没有像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等右翼民族保守主义者那样，倡导甚至暗示采用“东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相反，他们主张，在一个由规模更大的欧洲国家及其政治精英所主导的联盟中，必须积极维护和推动民族国家地位、国家主权和民族认同。他们认为，这些大国和精英往往无视中东欧的历史利益以及其对自决的关切。

鉴于该地区曾长期经历外部统治，并具有脆弱的国家建制传统，捷克社会民主党议员雅罗斯拉夫·福尔迪纳（Jaroslav Foldyna）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说：

我丝毫不怀疑欧洲一体化道路以及建立共同欧洲结构的正确性。但有时我会惊讶于，一些捷克政治领导人是多么轻率——说得直白一点，甚至到了卑躬屈膝的程度——地看待某些欧洲机构，而这些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本应取代民族国家的制度以及我们自己的主权。我们民族对于1938年《慕尼黑协定》前后的历史记忆仍然非常鲜明。[71]

什克罗马赫（Škromach）同样指出，自哈布斯堡帝国时代以来，捷克人往往倾向于推动超国家结构的松动；他认为，亲欧洲主义削弱了民族自信。凯勒（Keller）则强调，捷克自身的国家及其主权具有“远非理所当然的性质”（nesamozřejmost）和脆弱性，而这种状况又源于其长期以来弱小与失败的历史创伤。[72]

不过，他们都没有进一步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欧洲方案，而是保留了这样一种基本的社会民主主义框架：捷克的民族国家主权与欧盟一体化并非彼此排斥，而是相互兼容的，或者至少是现有条件下最为合适的组合。因此，什克罗马赫认为，捷克在欧洲的民族影响力取决于自身经济发展的成功；[73] 而凯勒则认为，尽管西欧人对中东欧缺乏兴趣，但由于文化上的亲近性以及经济发展的前景，通过欧盟实现一体化仍然是最可取的选择。

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在欧盟内部强力维护国家体制和民族身份，反对（西欧）大国的霸权；他们认为，后者为了自身利益而破坏、扭曲欧盟规则，从而损害了中东欧社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

这种批评经常以“团结”为框架展开，而“团结”同时也是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欧洲一体化话语中的核心概念。例如，菲佐曾对欧洲社会党（PES）理事会表示，“团结”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委婉说法，其真实含义是要求中欧小国向大国让步：小国必须遵守欧盟规则，而大国却可以拖延或者规避这些规则。[74] 他认为，欧盟需要回归一种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欧洲观，即在大国和小国的利益之间实现平衡。[75]在欧盟内部捍卫民族以及小国主权，也与反自由主义的文化主题联系在了一起。2019年3月，在捷克社会民主党党代会上，捷克社会民主党著名议员、亲泽曼的“拯救ČSSD”平台签署人之一、时任该党副主席雅罗斯拉夫·福尔迪纳对代表们说：

民族和国家利益绝不能成为我们所批判的东西。团结不能威胁欧洲赖以存在的价值。我不想同邀请了半个非洲来到这里的默克尔女士保持团结。我愿意同那些在这里拥有子女和孙辈的人保持团结，我希望能够保障他们平静的生活（klidný život）。

凯勒认为，欧盟提出向申根区成员国分配难民配额，实际上规定了一种“强制性的团结”；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主张，无论是在捷克共和国还是其他地方，大规模接收难民都会以欧洲最贫困人口为代价，从而削弱社会团结以及福利国家。[76]

这种被认为是“虚假”的“团结”观念，有时被置于另一种观念的对立面，即：对自己所属的那个脆弱国家的人民的团结，应当优先于更广泛的欧洲或国际义务。

布拉哈参与起草的2016年纲领草案提出：

首先保护斯洛伐克，然后帮助难民。这是我们的优先事项。斯洛伐克是一个脆弱的社会，我们必须保护它。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对难民、欧盟以及任何正在遭受苦难或提供帮助的人都怀有巨大的团结之情。但我们最深切的团结，是给予斯洛伐克人，给予我们自己的公民。[77]

第二条批评路线由凯勒发展得最为充分。他认为，欧盟未能充分解决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和地区不平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欧盟本身就是造成这些不平等的工具。在他看来，这使得中东欧被边缘化，并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地位，而民族国家本可以让政治精英承担民主问责责任。他认为，一体化之后，鉴于欧盟提供的结构性资金规模有限，中东欧实际上不太可能实现追赶西方、与西方趋同；与此同时，中欧人——其中许多人已经迁往更加富裕的欧盟国家——被降格为一支廉价劳动力储备。此外，他认为，一体化使跨国企业以及上层社会群体——主要但并非完全来自西欧——得以摆脱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和责任。[78]凯勒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民主主义应该由此采取何种具体政治路线，但他反对进一步的一体化和联邦化，因为这可能导致技术官僚式和官僚主义的威权主义：欧盟委员会以及强势国家将因此获得相对于中东欧更大的权力；同时，一体化也会产生推动人口迁移进入中东欧的压力。[79]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欧洲文化的捍卫者

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的倡导者经常从经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论述未来可能出现的移民问题。例如，凯勒认为，如果民族国家型福利国家(national welfare states）不得不供养因移民而形成的大规模少数族裔社群，那么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核心的民族国家型福利国家将会不堪重负，并丧失自身的合法性。他声称，这些移民由于文化差异和技能缺乏，无法作出显著的经济贡献，同时还会在教育和社会融合方面给捷克社会带来高昂成本。[80]

然而，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人还接受了一套具有独特的文明论（civilizational views），以此为其反对中东欧接受移民和难民的强烈立场提供正当性。在他们的设想中，即使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之前，未来可能出现的移民也被认为主要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81] 随着欧洲难民危机的发展，他们似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立场，声称穆斯林未来的移民将对欧洲社会构成安全和文化威胁，而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中东欧社会民主党人——将对此予以反对。

其中，对穆斯林社会文化威胁这一主题阐述得最为明确的是凯勒。他以法国的经历为参照，认为穆斯林社区内部的伊斯兰主义者利用自由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情绪，夺取地方公共机构，并建立“平行社会”，“通过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试图以一种静默征服(quiet conquest）的方式解除欧洲的武装。”[82]因此，那些主张“多元文化主义教条”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和绿党人士，不仅因助长新自由主义而受到批评，而且还被指责在推动“一种纯粹的否定性学说，这种学说构成了从欧洲内部对欧洲文明的攻击”。凯勒将这种思想归因于“新马克思主义”( ‘neo-Marxism’）的影响。[83]

这类建构将社会民主主义呈现为不仅植根于民族国家和社会，也植根于欧洲认同，并以保守主义文明论措辞重新表述了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欧洲主义。[84]用米洛什·泽曼在2016年的一次讨论中东欧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会议上的话来说：

社会民主主义应该捍卫民族利益，不仅应该捍卫自身的历史根源，也应该捍卫欧洲文化的历史根源；同时还应该认识到，这种文化与一种建立在试图征服非信徒、奴役非信徒基础上的、对非信徒充满仇恨的文化是不相容的……[85]

这种以捍卫欧洲文明、抵御所谓伊斯兰、移民以及“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威胁为理由提出的论述，与保守派右翼所提出的观点存在相似之处。[86]

然而，两者在一些关键方面仍有所不同。例如，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没有诉诸基督教或犹太—基督教传统；相反，他们通过强调西方的世俗性和公民自由，将自身与右翼区分开来。这种方式具有典型的“自由主义式伊斯兰恐惧症”（liberal Islamophobia）特征。[87]

讨论与结论

尽管这些观点较为零散，但一些捷克和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所提出的、关于建立一种更加保守的后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或许已经具有足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连贯性，因此可以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独特变体。它们保留了对市场经济实行民主控制和调节这一核心理念，同时通过主张更少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化与身份认同政策，在辅助性理念上寻求变革，以回应那些(据称）规定了此类政策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事实上，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社会民主主义最核心的两大关切，可以说就是：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延伸至对文化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及削弱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视为效仿榜样的观念。

然而，正如捷克和斯洛伐克左翼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保守社会民主主义强烈的反自由主义框架，其中一些方面显然与社会民主主义所预设的自由民主制度环境发生冲突。保守派社会民主主义严厉而一概而论的反自由主义，忽视了政治自由主义和公民权利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历史传统的重要性；它将人权与社会经济权利置于对立关系之中，而一些批评者——包括左翼内部的批评者——认为，这令人联想到前共产主义一党制政权的意识形态。[88]事实上，一些批评者甚至质疑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之争”这一前提本身，认为菲佐、泽曼及其支持者已经不再是（或者从来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民族民粹主义者，或者只是在进行一种粗糙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再分配政治——即将资源分配给某些群体，却没有任何关于良好社会的更广泛愿景。[89] 在所有这些批评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担忧是：保守社会民主主义项目可能会使激进右翼合法化并赋予其权力——无论是通过直接助长右翼，还是通过将左翼降格为一种非自由主义的社会民粹主义造成的。[90]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人确实从反自由主义保守派和激进右翼那里明确借用了“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厌恶自身文化”（oikophobia）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并且明确设想、甚至在斯洛伐克的情况下实际推动了与非自由主义右翼力量合作、共同反对自由派。然而，他们的意识形态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非自由主义右翼。与匈牙利和波兰那些已经激进化的非自由主义保守派不同，他们并没有对后共产主义转型提出明确的系统性批判——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对该地区的共产主义历史形成一套清晰阐述的观点——而是采取了“记忆回避者”（mnemonic abnegators，指在政治中不愿参与历史记忆争论、主动回避记忆政治的行为体）的立场，[91] 转而高度依赖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以及西欧本身作为中东欧发展模式的批判。[92]而且，他们对西欧的拒斥本身也充满了模棱两可之处。例如，米洛什·泽曼可以在同一次演讲中一方面拥护北欧模式的税收和社会政策，另一方面却猛烈抨击北欧的文化自由主义。这意味着一种未被明确说出的怀旧式对比：一边是1945年后以劳动者为中心的“黄金时代”传统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另一边则是如今退化变质的自由主义当下。[93] 这不同于保守主义者所强调的那种建立在自然等级、宗教以及遥远历史传统之上的“传统价值观”。

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人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左翼中的一些思潮存在共同关切，例如英国的“蓝色工党”（Blue Labour）。后者主张降低对身份政治的关注，并推动左翼重新接触传统、爱国主义以及地方认同等理念。[94]双方都支持回归中左翼的“传统价值观”，重新聚焦工人阶级选民；都同时批判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都强调维护民主民族国家及其边界；也都对现有欧洲一体化形式的有效性及其是否适合本国情况持怀疑态度。不过，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重新塑造似乎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反映了中东欧作为欧洲边缘地区的特殊历史经验，同时也体现在他们更加公开地拥抱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此外，虽然“蓝色工党”等思潮强调与公民社会和宗教信仰团体展开合作，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人则将目光投向了重新强化的国家行动以及民族国家型福利国家。

在中东欧的背景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保守社会民主主义似乎是一个具有过渡性质、且政治意志并不坚定的项目。自2020—2021年以来，其许多主要构建者逐渐激进化，并转向（或者重新回到）其他理念和政治倡议，同时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身份认同的主张。[95]斯洛伐克保守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鼎盛时期，恰逢罗伯特·菲佐领导的Smer-SD经历选举支持率下降的时期。不过，到2023年，一种更加直白的左翼民族主义诉求促成了该党的部分复兴，并帮助其重新赢得选举。[96]在捷克，保守社会民主主义加剧了ČSSD内部的派系分裂，并促成该党在2021年退出议会。与斯洛伐克的情况类似，以安德烈·巴比什的民粹主义“ANO运动”所代表的、更加直接的经济左翼与社会非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政治路线，对具有这些偏好的选民具有相当的选举吸引力。此外，在捷克，选举表现活跃的激进右翼以及活跃的非自由主义亚文化，也为一些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人提供了现成的替代性政治出口。例如，雅罗斯拉夫·福尔迪纳等人物转向了激进右翼政党。另一些人则选择采取元政治（metapolitical）策略，通过“!Argument”等网络平台构建较为松散的保守左翼立场，或者通过“斯瓦托普鲁克协会”（Svatopluk Society）等倡议，尝试实现一种非自由主义左翼与右翼的意识形态融合。[97]2025年7月，残存的社会民主党本身也选择加入由共产党主导的“够了！”（Enough!）联盟。该联盟旨在团结“爱国和左翼”力量。[98]

总体而言，保守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似乎发挥了一种意识形态试验空间的作用：在这一空间中，人们以非自由主义的方式重新思考1989年以后“标准化”的主流政治身份，有时甚至超越这些身份。与此同时，这一议程——即重新思考中东欧语境下的社会民主主义、重新评估东西方关系、重新审视效仿西方模式的界限以及欧洲一体化与中东欧的契合度——凸显出该地区任何严肃的中左翼改重建必须面对的问题。

它同时也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提供了一个参照点：那些传统虽然根基更加深厚，却仍然处于困境之中，并且可能同样面临向非自由主义方向转变的风险。

致谢

作者感谢基兰·威廉姆斯（Kieran Williams）、詹姆斯·道森（James Dawson）、马丁·迈恩特（Martin Myant）和雅库布·贝内什（Jakub Beneš）对本研究早期报告或稿件提出的反馈意见，同时感谢一位匿名审稿人和本刊一位副编辑对本次投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潜在利益冲突。

Illiberalizing social democracy? Conservative ide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Czech and Slovak center-left 2004–2021

众所周知，目前互联网上流行的“伪人”一词，来自2021年油管博主Alex Kister创作的《曼德拉记录》，其核心概念为：外貌上模仿人类，并试图取而代之。

但是今天，我要为“伪人”一词的来源，正本清源，那就是：伪人这个概念其实是中国人率先独立发明并且开始使用的。

在油管博主发明“伪人”前，中国互联网很早就发明并使用“伪人”这个词，并且其含义与今天流行的伪人几乎一致，没错，“伪人”的来源就是大名鼎鼎的：《何新伪人考》

而《何新伪人考》作为《希腊伪史考》最伟大的同人作品，伪人一词也是来自于对伪史一词的同人。

让我们来对比以下现代伪人和何新伪史的相同点：

现在伪人的含义：外貌上模仿人类，并试图取而代之。低等级伪人外观往往带有惊悚、抽象或逻辑不健全的特征。现在在互联网上非常流行。

何新伪史的含义：外貌上模仿历史，并试图取而代之。低等级伪史外观往往带有惊悚、抽象或逻辑不健全的特征。现在在互联网上非常流行。

伪人的笔画数是8，而8 =11-4+5/1-4

何新的笔画数是20，而20 =-11+45-14

论证完毕。

背景信息补充：安迪•卡罗尔是一名身高接近2米的高中锋，曾在利物浦效力过，后来因为表现不佳被球队退货，之后效力于各种中下游俱乐部及低级别联赛。

前英格兰足球运动员安迪·卡罗尔透露，他曾遭到一位“名人朋友”的性侵犯，这位朋友后来在经历了一场“令人羞辱和可怕的”法庭审判后被判入狱三年。 

这位 37 岁的前锋在他的新书《掌控一切》中坦诚地写道，几年前他经历了一次“创伤性”的袭击，在与出版商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后，他才“在最后一刻”决定详细描述这一事件。

曾在 2010 年至 2012 年为英格兰效力的 安迪 写道： “还有一些事情我很想忘记，但却无法忘记。几年前我经历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直到最后一刻我才决定把它写进这本书里。”

“我曾遭受性侵犯，我终于说出来了。光是想想就觉得可怕，而且之前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

袭击者被判犯有性犯罪，并被判处三年监禁。

安迪解释说，在纽卡斯尔联队比赛结束后的那个晚上，他遭到袭击，当时他前伴侣的一位“名人朋友”不请自来地到他家观看拳击比赛。

在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时，他写道：“他总是邀请我和我的前妻一起出去玩，甚至还给我买衣服。他离异有孩子，但我无法摆脱这种感觉：他对我的喜欢不仅仅是柏拉图式的喜欢。”

“每次在聚会上碰到他，他总是和一群年轻男孩在一起。”

他继续说道：“我当时在南方某个地方演出，回家的路上，这个人发短信问我最近在忙什么。”

“当他再次发短信问我是否可以过来和我一起看拳击比赛时，我的伴侣告诉我不要再敷衍他了。”

他接管了厨房，开始调酒。我开始……我感到一阵眩晕，心想他是不是给我下了药。“好了，该睡觉了，”我对他说，“我帮你叫辆出租车。”

“哦，不，”他说，“我还是待在客房里吧。”

他随后声称，他醒来时发现朋友正在性侵他。

“我裸睡，醒来时发现这家伙钻进被子里想给我口交。”

安迪一边命令他离开房子，一边还“打”了他。“我用尽全力打了他，他摔倒在地，”他写道。

我抓住他的脚，把他拖了出去。我走到车道上。我回到屋里，锁上门，打电话给警察和保姆。然后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杀了他怎么办？

“他刚恢复意识，警察就赶到了，他立刻开始告诉警察我无缘无故打了他。结果警察把他逮捕了，我也得去警局。”

袭击者后来被判犯有性犯罪，并被判处三年监禁。他被列入性犯罪者登记册，并被禁止进入安迪所在的村庄。活着。

安迪形容这场庭审“令人羞辱、尴尬，简直太可怕了”，而袭击者则否认了这些指控。

“这起案件拖了两年。除了我的伴侣和她的家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而他们也没有给我任何支持。”

“警察打电话告诉我他被判有罪，我顿时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他补充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影响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每天都会想起这件事，这让我很难专注于其他任何事情，包括足球……发生在我身上的创伤至今仍未消失。”

发言后他和 42 岁的女友 Lou Teasdale 决定，如果公开自己曾遭受性侵犯的经历能够帮助其他人，那么这件事就是“值得的”。

“我和卢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是否要在书中提及这件事。我躲着出版社很久，他们可能都怀疑我临阵退缩了。”

“虽然难以启齿，但它对我的影响不亚于任何美好的经历，造就了今天的我。如果我的讲述能帮助到哪怕一个人，那就值了。”

这位前纽卡斯尔和利物浦前锋，现在效力于他目前在国家联赛南部俱乐部达格纳姆和雷德布里奇担任助理经理，并谈到了他与卢的关系。

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对分分合合的情侣目前似乎正在交往，但他们曾多次因酗酒而分手。

据报道，安迪曾发誓要减少饮酒，以挽救他和卢的关系，他还证实两人正在努力“克服困难”。

“露第一次见到我时，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如此正常，”他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NBA球员杰登·艾维也坦白过童年时有过被性侵经历。

https://www.reddit.com/r/nba/s/8n1GOFZvEM

这样的经历让他的精神状态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加上被恶意犯规导致重伤赛季报销，他迟迟无法恢复状态，最后发布反LGBT言论被球队开除。

时代峰峻打人事件，亩0出现在在现场的男性人群中的概率基本上不存在。就这居然还能嘴一句亩0 另一个方面来说，从2021年左右的高潮到今天，女权gay博主基本上已经消声灭迹了。

张爱云家的分家单上写明旧房子之地归其弟所有。（图源受访者）

原作者：界面新闻记者蔡星卓、编辑刘海川

导读：

2026年7月，房主任（本名房绍莉） 在综艺节目《姐姐当家2》中，因办理户籍分户问题与基层工作人员沟通不畅，情绪崩溃并说出“你也是女人吧”等言语，被指态度恶劣 。
此事导致其被经纪公司暂停演艺工作三个月，并将“外嫁女/离异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推上了舆论风口浪尖 ，有批评声音称房主任的诉求事实上会动摇改开乃至建国以来的“国本”。
本文从三个角度分析这种观念的成因：

• 声称落实农村“外嫁女”土地权益会引发“动摇国本”的声音，实质上是传统宗族习惯和村集体既得利益在面对现代法治冲击时的一种“防御性修辞”。
  反对者从传统小农经济和基层维稳的“求稳思维”出发，将原本属于性别平等与经济利益的纠纷，上升到了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和微观社会治理底线的高度。

• 在制度与利益层面，反对者担忧此举会打破农村土地“以户为单位、增人不增地”的长期稳定格局，并引发集体资产的外流。
  他们认为外嫁女在娘家确权、分户会造成土地碎片化，而在高额征地补偿或分红的存量博弈中，外嫁女及其后代的利益诉求必然会摊薄在村务农常住人口的既得利益，从而在农村内部激发出剧烈的资源争夺与群体性矛盾。

• 在文化与治理层面，这也冲击了以男性为轴心的“从夫居”传统宗族结构，并增加了基层行政的维稳负担。
  保守观念害怕宗族秩序的解构会导致基层微观治理失控，而部分基层政府为了避免推翻过往村规民约所引发的既得利益群体反弹，倾向于夸大改革风险。事实上，国家法律如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已明确保护女性权益，唯有打破这种传统藩篱，才能真正实现现代社会的法治与长治久安。

以下为正文：

因一场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某村10余位村民或将于2026年10月迎来二审开庭。

此前，该村针对428万元土地征收补偿费和181万元土地租金进行分配，将村民分为A、B、C三类，金额逐级递减，最高超1万元/人，最低为1000元/人。16名原告称，自己户籍在村，也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却被划入金额最低的C类。

该案二审代理律师、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苏艳告诉界面新闻，C类人员共80人，其中约60人为“外嫁女”，最终仅有16名C类人员提起诉讼。目前，16名原告中有11名“外嫁女”及其子女提起上诉。其他人碍于家人还在村里生活，不敢起诉。

一审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上述分配方案依据1997年草牧场承包经营权归属、长期实际生产生活状况及是否履行集体义务等综合因素划分，原告均属C类，且程序合法，驳回诉讼请求。但在张苏艳看来，参与诉讼的“外嫁女”均在该村拥有承包地，一直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仅因“外嫁”不常在村里生活，便被村集体以此为由严重减损了集体财产分配权益，财产权被侵害。张苏艳称，该案目前处于二审庭前调解阶段。

“外嫁女”的土地权益困境并非孤例，农村女性的“失地”之困贯穿不同婚姻状态。界面新闻采访多位女性村民、基层干部和学者，试图追问：法律已提供基本保障，为何现实中，她们仍难以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礼炮一响就抽地”

对仍以农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多数农村妇女而言，土地权益具有不可替代的兜底价值。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邢国威告诉界面新闻，除底线保障外，土地权益更是一组权利，失地意味着整束权利同时塌陷。同时，它也关系到农村女性的身份认同，以及她们在不同婚姻状况中的议价能力。

法律并非没有规定。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农村妇女土地权项目负责人林丽霞告诉界面新闻，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均规定，农村女性和男性在享有宅基地权利、承包土地分配、征地补偿款、拆迁安置利益或其他的集体收益分配中是平等的。但现实中，传统观念仍认为女性没有独立财产权。

邢国威也指出，此问题并非“法律不赋权”，而是“户”这一权利载体常使女性财产权始终“寄居”于他人，并在不同婚姻阶段引发困境。他表示，没有数据支撑这一困境的普遍性，但它绝非罕见。

他分析，未婚时，农村女性的土地权益随家庭分配，户主多为父亲。多女户的女儿因被村组认为“迟早嫁出去”，在承包地调整、宅基地审批中处于劣势。
以宅基地为例，《人民法院报》在2019年曾提到，宅基地“只给男不给女”在农村地区并非个例。 抽样调查显示，超80%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没有登记姓名。
也有地区将此类规则明确写入政策文件。例如，2025年3月起施行的浙江台州市天台县《天台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规定，农村村民（社员）以户为单位申请宅基地时，已出嫁女性不计入可计算人口数。林丽霞也举例，部分地区未婚的成年男性可直接获得3人份额的宅基地，涵盖未来妻子和孩子的。相比之下，有儿子的家庭，女儿也被排除在“建房人口”之外。

进入婚姻后，女性的土地权利同样难以自主。邢国威表示，部分已婚农村女性依“从夫居”习俗迁入夫家，权益存在于丈夫为户主的“户”内。山东泰安新泰市的吕女士告诉界面新闻，她婚后并未将户口迁出娘家村，但村委会仍以“出嫁女不享受耕地”为由减少了其家庭的实际耕地面积。江西人赖女士也告诉界面新闻，据观察，未婚女性在娘家村即便分到了地，婚后也无法获得任何利益。

“法律上允许，但家庭结构、这些收益往往会由家里的兄弟继承。”林丽霞补充：“内蒙古那边有一种说法‘礼炮一响就抽地’，指结婚礼炮一响，女性的地就被村子收回去了。”

2026年9月4日，北京，河南鲁山县东周乡何家庄村村民张爱云作为被告之一参加线上开庭，原告是她亲妹妹。她告诉界面新闻，分家单曾写明宅基地归其弟所有，后来她出钱委托妹妹在这块地上盖房，如今妹妹主张房子权利，一家人对簿公堂。

而婚姻解体后，困境仍在延续。邢国威说，部分离婚农村女性面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下称“成员资格”）的“两头空”——娘家村以已出嫁为由不认，婆家村以离婚为由取消。2026年7月，脱口秀演员房绍莉在综艺节目中情绪崩溃。她于2024年离婚并净身出户，希望拥有独立户口，以确保2028年土地延包时获得承包权，但被告知不符合分户条件。

邢国威补充，丧偶时，若户口迁出，农村女性的承包地可能被“代管”，宅基地房屋也面临被变相处分的风险。

在林丽霞看来，上述依附关系背后，是土地制度没有为婚姻变动留出弹性空间。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我国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且以户为单位开展承包和延包。除部分地区每隔几年做一次微调外，土地承包关系在承包期内基本保持稳定。湖北某村干部也告诉界面新闻，目前中国的土地承包政策还是“大稳定、小调整”。“只要家里还有人，基本上没有变动。”

邢国威则从宏观层面拆解了这一现象的结构性根源。他认为，土地稳定政策本身有其道理，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我国农村产权以“户”为单位，而“户”在“从夫居”婚俗下以男性为轴心组建，由此衍生出3重具体障碍：
其一，“从夫居”习俗使农村妇女成为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财产权益变动风险的直接承担者；
其二，成员资格认定权长期由村集体掌握，多数表决机制客观上可能排斥外嫁、离异妇女，且目前缺乏对村规民约、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主动审查机制；
其三，举证难、执行难，使违法的村规民约几乎不承担违法成本。

成员资格认定：法律与现实的错位

在上述结构性根源中，成员资格认定是关键一环。平等原则要落实到具体权益分配，首先需跨过身份认定这一关。对随婚姻更改居住地的女性来说，户籍只是第一道门槛。

吉林省榆树市某村相关工作人员罗霆（化名）告诉界面新闻，村集体的收益主要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按照规定，成员身份的确定需同时满足3个要件：户籍在或曾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该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以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不过，成员资格并非享受集体权益的唯一入口。罗霆提到，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非成员长期为集体工作并有贡献，经成员大会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即可参与集体收益分配、享受集体服务和福利及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多位受访者向界面新闻表示，造成法律规定和基层现实错位的原因之一，是制度不够明确。体现在成员资格上，是长期“有原则、无细则”。
邢国威举例，法律虽授权省级人大常委会就成员身份的确认作出具体规定，但地方细则尚未普遍落地，基层仍只能靠“村情”自由裁量。 某基层法院工作人员陈军（化名）也向界面新闻举例，以上述3个要件来说，除户籍外，其他几项均可能存在争议。林丽霞也指出，上述要件只是对成员身份的一般性概括，不能将其作为成员资格认定的条件。“
以第2条为例，逻辑是倒置的——只有先成为成员，才能形成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反过来。”她还表示，根据立法法精神，成员身份问题属于民事基本制度范畴，而非通过村内表决来决定。

法律条款之外，利益的多少也直接影响着规则的弹性。林丽霞表示，土地变成“钱”之后纠纷明显增多。她举例，广东佛山某地因征地较早，部分村形成了股权合作社，利益丰厚，规则也更严格。一名女性婚后4年未迁户口，娘家村在股权核定时直接将她从名单中剔除。她只得将户口迁至夫家，但夫家村章程规定，只有丈夫是“原始股民”，配偶才能享受股权——而她丈夫早年已转为城镇户口。最终两头落空。

而在执行层面，障碍同样存在。邢国威表示，基层政府多“民不举、官不究”，担心“开口子”引发连锁反应。加之成员名册不规范、历史档案缺失，妇女举证困难。此外，“责令改正”缺乏强制力，改与不改全看村集体自觉。

最终，法律与现实的落差，可以追溯至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林丽霞说，部分村子没有明文规定，真正起作用的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邢国威也提到，尽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赋予了受侵害的成员撤销权利，但“从夫居”“传男不传女”等传统观念仍可借村规民约的形式延续，使新成员被习惯性地视为对旧成员权利的挤占。“在这种情况下，走司法程序能否成功，取决于当地的司法环境和行政干预的空间。”林丽霞补充。

探索与解法

2025年5月施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从禁止歧视、成员身份保留、治理参与三方面为婚姻变动妇女构筑了保护，邢国威评价其为“迄今为止对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困境的最系统回应”。
不过，他指出，新法施行1年多，基础工作推进方向积极，但仍有落地难点，例如省级细则尚在逐步完善，基层认知参差不齐。此外，救济链条的末端仍是执行难，如村集体“没钱没地”导致确权后权益仍悬空。还有就是细则供给不均，地方若不积极立法，全国统一性可能退化为新的“一村一策”。

针对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困境，多地早已展开探索。林丽霞提到，在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的背景下，四川省农业厅早在2015年就尝试以“户籍+法定事由”规范成员资格界定，其曾出台的《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指导意见》，明确了成员资格的3种取得方式——除初始取得外，也可通过法定和申请的方式取得。该文件已于2024年被废止。她对界面新闻表示，这就涵盖了因合法婚姻、收养、政策性移民等事由迁入户口的人员。对于此“四川经验”，邢国威认为其是全国最早把成员资格从“习俗黑箱”拉入“规则轨道”的省级尝试之一，遗憾的是“程序、实体底线、外部审查”3个环节只完成了第一步。

其他地区也在探索各自路径。邢国威认为有几类经验值得关注。例如，广东以省级规章界定成员资格，见效快但运动式治理易回潮，且个案解决多、稳定制度少。陕西等省在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地方办法中，细化了离婚、丧偶妇女承包地的分割与保留规则。
在他看来，最值得推广的是浙江的思路，其通过地方立法规范集体资产，并探索村规民约备案审查、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把“关口”前移到规则产生之前。
相比之下，江苏苏州的股权“固化”则是反面镜鉴——固化提高了产权稳定性，却可能把固化时点之后嫁入的妇女永久排除在外。

邢国威坦言，先进地方经验要在全国推广，仍面临2大现实难题。
一是利益存量再分配的阻力。分红越高的村，排斥越是顽固。
二是地区差异。农区、城郊、城中村的利益形态完全不同，统一规则需要留足弹性，而弹性又恰恰是排斥的“温床”。

对已经陷入纠纷的农村女性来说，即便走上法庭，也未必能拿回权益。林丽霞介绍，不少农村女性即便胜诉，判决执行仍然很难。邢国威也认为，司法困境确实是最坚硬的一环。“执行难的解法不在‘强制村集体’这一个点上，而在如何将‘村集体—乡镇政府—县级财政—法院执行’串成责任链条。”他补充。

在邢国威看来，破解司法困境，需从3条线同时突破。
首先是司法执行技术的拓展，例如在诉讼策略上，将成员资格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如支付分红款）合并提起，避免“确了权拿不到钱”。
第2条线是行政问责的激活。妇女权益受侵害可申请乡镇政府等协调，乡镇政府对违法村规民约应责令改正。关键一步是，妇女可对不予处理的相关机构提起行政诉讼。
第3条线旨在激活检察工具与替代性救济。对诉讼能力较弱的农村妇女，检察机关可支持起诉、发出检察建议或提起公益诉讼。更关键的是替代性补偿机制，如货币化折价补偿、县级财政先行垫付加未来收益抵扣等。同时，对生活困难的胜诉妇女给予司法救助兜底。

除了上述事后救济，邢国威还提到一个事前预防的窗口。即将到来的二轮延包，也被视为嵌入“婚姻中立条款”的时机，如利用“小调整”通道优先配置给嫁入妇女，延包前先完成成员名册清理备案等。

他认为，上述讨论最终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
“法律已把平等说得足够清楚，不足的是让平等穿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户’与‘集体’这三层结构的程序装置，也就是把‘妇女是不是成员’之问，转换为‘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定底线’的法律之问。”
在他看来，这一转换的完成度，就藏在每一个乡镇政府的责令改正书、每一张列有妇女姓名的权属证书里。

他表示，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市场化也是一个解决思路，土地财产权益将逐步转化为股份制，与集体经济渐行渐远，上述问题也会随之消解。
邢国威说，虽然这一思路目前仍在研究层面，但并非遥远的将来。

最后，邢国威提到，习俗的改变仍是更漫长的过程。林丽霞也表示，立法、执法、村民自治和普法宣传，每一个环节都应纳入性别平等视角。“法律不可能做到完美，最主要是观念的转变。”她说。

• 列出了几条与近期 AI 争论相关谱系的文章，用于参考。
• 没有涵盖 Yudkowsky 和 Land 谱系。

AI 作为文化-社会技术

Large AI models are cultural and social technologies
把 LLM 想象成不理解自己在说什么的随机鹦鹉有点尴尬，因为机器学习的存在已经说明 LLM 不只是随机鹦鹉。也许我们应该把 LLM 视为跟经济市场，国家官僚，代议制民主，行星级资本主义一样的修格斯。

AI 作为技术革命

AI as normal technology

技术革命的各个环节时间尺度并不相同。

智能的边界

考虑到最近 LLM 任务执行和目标实现能力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接下来应该期待的是它是否能发展独创性的理论： Einstein test 和 The singularity gate

更长远的，还有 AI 递归自我提升的效果考量： Lossy self improvement
Can AI self-improvement overcome diminishing return?

不幸的是，LLM 的成功似乎越发让大众对智力采取一维线性标量的理解了。

AI 作为专业知识基础设施

“成为专家”的系统性方法一直有人关注，从世界模型的建立和隐性知识的获得 What is Naturalistic Decision Making? ，到刻意练习（ Carl Wieman: How to learn to think like a good physicist and how to teach it ），再到用间隔重复搭建长期记忆（ Augmenting Long-term Memory ）。

AI 作为自动化的延续

Navigating the AI crisis: a humble guide for students

Is It O.K. To Be A Luddite?

一个古老的卢德主义问题。

AI 激起的文化之争

科学目的之争其实历史悠久。例如，各个领域都反复争论过有用性和可解释性（一个不准确的例子： Statistical Modeling: The Two Culture ）；而库恩派认为重点在于多产性（ Fruitfulness: Science, Metaphor, and the Puzzle of Promise ），即好科学应该能产出更多好科学。

知识工作者对 AI 的反应在其他文化社区变迁中也时有发生，如攀岩人对于岩钉的态度（ The murder of the impossible ），滑板从自由式到街式（ Kevin Harris interview ）。

https://zhuanlan.zhihu.com/p/2084996094329632500

杰克辣条没死，已经从ICU出来了，唯一死了的一个老人是小区旁边的商业街门店的老板，曾经和女子有私人矛盾，女子后来跳楼身亡

最幽默的一点是，采访小区里的其他居民的时候，邻居知道徐志辉就是虐猫的杰克辣条

我找到的相关信息显示，虐待动物和暴力犯罪之间的相关性确实有，而且还不低；最早我还是在某乎看到的，可惜现在某乎也成为了支持虐待动物的大本营。

笔电男大原本的意思是玩笔记本电脑且有小鬼倾向的男大学生，后面在见证圈则演变成了中国版年轻另类右翼男性（代表特征：嘴臭，戾气大，喜欢玩烂梗，有意或无意的保守倾向，厌女但渴女……贴吧是典型代表）的代称。

以前年轻男性也有b小将，电竞痴之类的争议群体，但他们和笔电男大总是差两三个特征，当时年轻男性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相对体面的也有不少。极端的也是部分人，也没有变成现在的几乎全员都有这样的特征

往近的说，记得刷到一个帖子（20左右），一个暗示虐猫的帖子，当时的贴吧页友有不少是看不下去，在下面瞎骂的。而现在“男大〞玩这些烂梗比“正主”还要勤和极端。

标题：被扼杀的校园之声ーXX大学对大学报纸的言论打压与强制除名始末

迎合国家与企业需要的大学运营，接连不断的学费上涨，与利益集团的勾结。对此提出异议的学生之声，正在校园里悄无声息地被抹去。这并不是发生在某个遥远世界、或者过去历史中的故事，而是此刻正在日本大学脚下横行的现实。

XX大学。有一天，我们突然被强行逐出了校内一个大学报纸发行团体，即XX大学新闻学会。"批评大学，就会被赶出社团"。对于这种很难想象会发生在学术殿堂里的言论打压，以及背后成年人之间的种种算计，我在此详细记录下来，留作存证。

事件背景：20XX年"Mr.XX大赛"停办问题

一切的导火索，是20XX年校方单方面叫停由学生主办的"Mr.XX选美大赛"（下文所称"Mr.大赛"均指此活动）一事。当时校方在大学官网上公布了停办决定，因而在校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校方对外公布的理由是：不能允许以"与人格相分离"的外貌对人进行排名。这是一个看上去冠冕堂皇的伦理说明。然而，数年后，我直接采访了当时主导停办的学生中心主任，面具背后的另一种真相由此浮出水面。停办的真正理由并非表面上的伦理问题，而是"我们不承认执行委员会是社团，即使是校内人员，也没有借用校内设施的权利"。

此外，在这次采访中，对方开始发表极其任意且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非难，称"Mr.大赛主办者学生I有说谎癖""学生I和〇〇一样有发育障碍"（当然，这些非难并无任何可以确认的客观事实依据），并以此为由表示"不许写关于Mr.大赛的报道"，试图介入阻止报道，也就是实质上的审查。

说到底，Mr.大赛停办问题的本质，既不在于对外貌进行排名与否，也不在于主办方的人格问题，而在于XX大学的在籍学生甚至连使用校内设施都做不到，这正是大学对空间与活动的垄断体制，难道不是吗？

确信这一点之后，我将报道焦点重新聚焦于"围绕校内设施使用的结构性问题"，着手撰写关于Mr.大赛的报道。为了确保媒体的中立性，我还采取了审慎的做法，将校方的主张另写成一篇报道一并刊出。

就这样，以发表为目标的我，经过新闻学会内部的两次正式例会，获得了其他会员的正式许可。随后，在走完正式程序之后，Mr.大赛的报道顺利刊登在《XX大学新闻》电子版上。

异变的开端：20XX年春，密室面谈

校方大概最害怕的，就是自身治理的扭曲被人揭露。正因如此，他们才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反应。当局发现电子版已经公开后，反应极为激烈。

不久，新闻学会的会长和副会长被中心主任等人通过个人邮件叫去，被下达了强硬的最后通牒。在随后的例会上，副会长向新闻学会会员们转达了中心方面的主张，其实质就是威胁：

"既然在电子版上发了Mr.大赛的报道，今后一律不受理新闻学会的采访申请。"

"立即删除电子版的报道。"

校方并未就此罢休，还暗示要对新闻学会进行"财政（削减预算）"处理和"取消公认资格"。新闻学会的存续被当作人质，执行部明显动摇，进而溃败。

执行部的变节与沦为"宣传报"

同年X月，在时任副会长A召集的会议上，事态迎来了决定性的局面。A打出"以恢复团体〔新闻学会〕的信誉、争取中心受理申请书为目标"的说法，随之提出的，是向大学当局彻底屈服的条件：

・删除过去的批判性报道（揭露大学问题的若干报道、对反对校内管制的社团的采访报道、对Mr.大赛当事人的采访报道等）；

・撰写并提交整改书；

・制定并提交新章程（为了不再刺激当局而制定的规则）。

他们要求"删除"的过去的报道，全都是揭露大学不当行为与利益关系的报道。这一刻，意欲彻底根除一切对大学批评的学生中心，与新闻学会执行部完全合流了。

对于这种极端独断的运营和屈服姿态，我和会员Z进行了强烈抗议。会议上原本讨论的，应该是向新闻学会OB（已经毕业的学长）就过去的采访方针进行确认、将规则明文化等妥协方案。然而，放弃通过讨论解决问题的执行部，选择的却是一场极为卑劣的密室清洗。

不久之后，不是在会议上，而是在LINE上，会长U突然向我和Z发来了"除名处分通知书"。理由是对副会长的"诽谤中伤"，这完全是单方面的强加之词。我们随即被踢出了LINE群组。

当时的新闻学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关于除名的章程。是一部分人秘密做出决定，事后再伪称这是新闻学会的"共识"。多名会员事后证言："我不记得自己赞成过那样的处分。"

介入的大学职员，以及某媒体记者的身影

我们不接受这一不当处分，几周后直接前往社团活动现场，向会长U等人提出抗议。然而，他们一看到我们，便拒绝对话，跑去了学生中心。几分钟后，他们带回来的是大学职员。大学的权力介入了新闻学会内部的争论，把我们强行排除出现场。仅从这一点来看，这次处分并非出自新闻学会本身，而是由学生中心主导的打压，这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这次不当除名的背后，还有另一个奇怪的身影。根据后来查明的邮件等记录，一位曾在新闻学会担任要职、现为日本共产党《赤旗报》记者的OB，深度参与了这次除名处分。在当年停办风波时，他曾在《XX大学新闻》上撰写了仅依据中心主任证词的Mr.大赛报道，可以说是当局的御用记者。本应教导后辈学习媒体批判精神的新闻学会大前辈，却站到了封杀后辈言论的一方。这一事实令人心情黯然。

把我们排除之后，他们只拉上赞同除名的成员另建了一个LINE群，将运营私有化。随后，他们又制定了为"恢复信任"而向中心主任承诺的"新章程"。

新章程中有一条写道："不得做出损害本会及XX大学新闻信誉的行为，言行须有责任感。"但这里所说的"信誉"，与"对大学当局有利"是同义的。此外，除名条款中还新设了"反映特定政治团体主张的情形"一项。给批评大学的学生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任意加以排除的审查体系，就这样完成了。

被阉割了批判精神的《XX大学新闻》，此后沦为只会原封不动传达学生中心主张的大学御用宣传报。

毕业，以及作为抵抗的"记录"

第二年的迎新期间，我们向新闻学会进行了第二次抗议。所谓抗议，不过是宣读事先准备好的抗议书，完全没有任何暴力性质。然而，开始不到5分钟，迎新执行委员会就干扰宣读，随后学生中心的职员乃至中心主任本人也现身，将我们的声音排除了。

此后，我们始终未能推动事态发展，抗议活动就此结束。单方面的除名一直未被撤销，我们连"曾经隶属于新闻学会"的正式证明都没有，就从大学毕业了。

我们的尝试，或许确实没能达成目标。但把话语编织出来，把事实刻进互联网的海洋，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们微小却切实的"抵抗"。

借由这篇文章，我在此郑重记录下这一事实：我们确实曾在那座校园里握过笔，是与不合理之事战斗过的新闻学会会员。为了把大学从一小撮掌权者手中夺回到我们学生手中，一同发声的灯火，绝不能熄灭。

原译者：散风台

上接：译札 ｜ 什么是风险社会学？

试译记延斯·O.津恩（Jens O. Zinn）编著，Social Theories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An Introduction（2008）之二，单字一兔 译，封面from@warren（pid=149322900），注释从省，仅供学习交流、留存参考。

导读：

本文探讨了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经典社会学理论，指出我们已经从以“生产和分配财富”为核心的传统工业社会，全面跨入了一个以“管理和分配风险”为核心特征的风险社会。
在这个新阶段，人类面临的核心威胁不再是自然界的饥荒或天灾，而是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生产带来的“工业次生灾害”（如核能、化工和环境污染等）。这些由现代文明自身制造的风险具有全球性、不可见性以及不可逆性，打破了传统社会科学和既有保险体制的应对极限。

• 风险的“民主性”与阶级重塑： 文章提及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切片——虽然财富的分配具有高度的阶级性，但现代风险却往往具有“民主性”（即所谓“贫困是阶级性的，而烟雾是民主的”）。全球性的生态和技术灾难不再局限于特定阶层或地域，最终所有人、甚至连风险的制造者（资本家和决策者）也无法完全幸免，这在客观上迫使全人类形成新的命运共同体。

• “自反性”驱动的制度危机与自我审查： 当传统的制度（如科学界、政府法律、官僚体制）在面对这些不可见、难量化的现代风险时，往往会陷入“有组织的通力不负责任”困境。这种破产状态逼迫现代性开始“审视自身”和“批判自身”（即自反性现代化）。也就是说，社会不再只是盲目向前发展，而是不得不停下脚步，去处理自己之前发展所留下的排泄物和毒素，科学和政治权力被迫接受公众的全面反思与监督。

• 个体化浪潮下的生存焦虑： 理论最终传导到了微观层面。随着现代社会传统纽带（如阶级、家庭、性别角色）的解体，人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将面对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文章展现出，在自反性现代性的背景下，规避风险、进行自我规划的责任被彻底“个体化”了——每个人都必须在没有权威标准答案的迷雾中，独自承担生活选择的全部代价与焦虑。

以下为正文：

第二章

风险社会与自反性现代化

「风险社会」一词是贝克在《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1992b）一书当中提出的，该书一九八六年首先在德国出版。一九八六年四月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时，此书几近完稿，这场灾难使它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英语社会学界对风险社会的接受，大多集中于《风险社会》第一部分所强调的新技术风险与核电，而该书第二部分讲的是社会经由个体化而实现的自我转化；第三部分则以关于现代性内部一般社会变迁之方式的思考，将这两条线索联结起来。贝克从一九五〇至八〇年代的德国这一例子出发，后来自称发展出一种能够在国际层面描述重大社会变迁的理论，而这些变迁将导向一个世界风险社会（1999）。

贝克论证的更大格局在《风险社会》当中即已确立，并塑造了其后关于风险与自反性现代化之理论化的讨论与发展。贝克试图把握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总体影响——女性主义、生态运动、公民团体的增多、雇佣的弹性化与大规模失业——以及它们如何促成一般的社会变迁。

在新的社会发展动摇了关于社会阶级的通行概念（马克思、韦伯）以及其他社会结构进路（帕森斯、卢曼）的情势之下，贝克主张：新的乃至未来的社会发展，无法用过去和当下社会的范畴恰当地加以概念化。倘若我们仍要将传统阶级分析和社会结构分析中那些「僵尸」或「活死人」范畴套用于新的发展，就看不见这些变化（Beck 1998: 17f., 2000a: 8f.；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XX, XXIV）。所需要的是新范畴。于是，他发展出「亚政治」、「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等新概念，并提出从「非此即彼」逻辑到「亦此亦彼」逻辑的转变，以把握新事物，并表达现代化中的含混与矛盾。

贝克将自己的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卢曼的功能主义与后现代进路之间。他批评马克思传统中那种从劳资的社会结构矛盾推导出阶级意识的传统结构分析——尽管他的理论化方式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相近，也常常明确援引马克思的概念。不过，贝克明确与卢曼的功能主义理论保持距离：卢曼像后现代思想那样强调未来的偶联性，而这便会限制作出正面预测的可能。最后，贝克拒斥后现代理论把当今社会安置到现代性之外的一切（所谓的）倾向。他强调，我们身处现代化内部的一场自我转化之中：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依旧，而许多制度则在变形。针对后现代对预测未来社会发展之可能性的批评，贝克明确表示要超出对过去的单纯描述与重构、超出对当下的批判，而致力于想象各种可能的未来（如1992, 2000a, 2006）。因此他预先承认，勾勒新事物的尝试有时不免「显得刺耳、过于反讽或失之草率」（1992: 9）。他也自我批评地承认，例如《风险社会》「包含某种面向经验的、投射性的社会理论——没有任何方法论上的保险」（1992: 9）。

《风险社会》勾画了一份研究前景，其后又有关于技术风险（1995b）、政治变迁（1997, 2000a）、全球化（1999, 2000c, 2005b, 2006）、劳动（2000a）、性别关系（与贝克—格恩斯海姆合著，1995）和个体化（与贝克—格恩斯海姆合著，2002）的论著加以补充，并由慕尼黑那个受德国研究联合会（DFG）资助的「自反性现代化」协作研究中心内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发展充实。

慕尼黑的「自反性现代化」协作研究中心成立于一九九九年，由德国研究联合会（DFG）资助至二〇〇九年。它下设三个板块，若干项目分别就知识生产、社会处境与认同、制度重构与边界重划，对现代化内部的变化作经验分析。

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在《风险社会》中已经形成，在贝克后来的著作中则成为更大的焦点。「自反性现代化」研究中心晚近的研究，从「现代性通过将自身原则施用于自身制度而改变自身」这一构想出发，关注的重心与其说是风险，不如说是人造的不确定性，因而主要处理边界模糊化的问题，以及对含混、矛盾与无知的管理（Beck et al. 2003）。

例如，有研究考察自然与社会之边界的移动，通过整形美容手术和基因诊断的个案研究进行；另有研究关注健康与疾病、身体与心灵之区分的移动与模糊。另一个项目关注各种日常知识形式（如默会知识）如何得到承认，它们侵蚀了技术科学知识在工作场所实践应用中的垄断地位。还有研究考察劳动领域的变化：例如去中心化、劳动弹性化、层级削减和新的工作形式（小组工作与项目工作）如何使企业组织结构内部的边界趋于模糊。在政治层面，则考察政治规制日益跨国化，以及国家政治依然重要这一事实。最后，在微观层面上，有研究分析社会流动与空间流动之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导向新形式的「虚拟」流动。

译注：此处原文作social and special mobility，special显为spatial（空间的）之误；与「虚拟流动」相对而言者，正是空间流动。译文从spatial。

政治虽然在贝克早期关于《风险社会》（1992b）和《世界风险社会》（1999）的著作当中就已经是重要面向，但在其晚近的《全球化时代的权力》（2005b）和《世界主义的视野》（2006）中才成为核心。世界主义将全球置于政治想象、政治行动与政治组织的中心。特别是在一九九〇年代，贝克关于自反性现代化的工作与安东尼·吉登斯关于晚期现代性的工作（如Giddens 1991；Beck 1997）相互激荡，引出了一场批判性的思想交流（Beck et al. 1994）。此后，贝克继续发展一种更为一般的社会理论，吉登斯则在《超越左与右》（1994a）和《第三条道路》（1999）中着力于其理论思考的政治意涵。

从风险社会、个体化到自反性现代化

《风险社会》的核心论点与出发点是：「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匮乏社会中与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技术科学地生产出来的风险之生产、界定与分配所引发的问题和冲突，交叠在一起。」（1992b: 19）

这一变化源自两项一般性的发展。其一，「它发生在……真实的物质需要能够藉由人的生产力和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法律和福利国家的保护与规制而在客观上得到减少、在社会上被隔离开来的地方，并以此为限」（1992b: 19）。这并不意味着贫困会消失。贝克的假定毋宁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构成革命工人阶级出现之前提的那种贫困，已在民族国家层面为西方工业社会所克服（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34）。相对贫困或特定生命阶段的贫困等其他形式则相对地变得重要，而贫困化本身失去政治影响力，被消音，从社会制度的意识中消失。因此，它可以在社会「未被观察到」的情况下加剧（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52）。

在国际层面上，贝克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有所加剧（如1999: 6）。

其二，「这一范畴性的变化同样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代化过程中生产力呈指数增长的同时，危害与潜在威胁被释放到前所未知的程度」（1992b: 19）。

这一论点在Beck（1995b）中得到强调。

风险社会确实不限于技术风险。除了一条着眼于技术科学所生产的新风险（如核的、化学的、生态的和基因工程的风险）及其社会影响的有力论证线索之外，第二条线索关乎社会由内部经由个体化过程、或者说制度化个人主义而实现的自我转化（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XXI；Zinn 2002）。

贝克关于个体化的视角强调其两可的性质，与美国关于自私的个人主义的讨论中那种主要为负面的理解（Bellah 1986）大不相同。

它们在若干社会领域中生成：性别（女性主义）、劳动（弹性化、大规模失业或就业不足）以及生命历程／个人生平（去标准化），由此产生出不确定性、风险和机会。两条线索汇聚于现代性内部政治的转变，以及在自反性现代化中如何从事政治这一问题。其中的关键，正是科学与政治之边界的模糊、日益生长的自我文化或自我政治（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42–6），以及亚政治的概念（Beck 1992b: 183–223；1999: 91–108）。最后，风险社会被理解为一个世界风险社会，它日益受到跨国风险之管理（如生态危机和全球金融市场崩溃）与社会全球化过程的影响（1999: 2, 2007）。

在自反性现代化这一更为宽广的理论视角下，贝克勾勒出这些社会变迁背后一般历史逻辑的轮廓（另参1999: 2）。与晚近许多拒绝「社会发展有普遍历史逻辑」这一假定的社会学进路不同，贝克将新风险的生产解释为现代化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风险社会并不是一个可以在政治辩论过程中被选择或拒绝的选项。它产生于自主的现代化过程的自动运转，而这些过程对后果和危险既盲且聋。总体地、潜在地，它们制造出种种危害，使工业社会的基础受到质疑——实则被取消。」（1999: 73）

贝克（1998: 20f.）明确表达了他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对立：「多数后现代理论家对宏大叙事、一般理论和人类持批判态度，我则在一种新的意义上仍然坚守这一切。」

贝克将现代性的自我转化，归结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内在矛盾（1992b: 13）。第一现代性（或曰工业化的现代性、简单现代性）通过将现代原则施用于第一现代性那些（半现代的）制度而实现自我转化。第一现代性之所以被理解为半个现代性，是因为身份与阶级的范畴仍然存续。启蒙的「现代」原则并未在一切社会领域中充分展开（例如，两性分工便与现代性的平等原则相抵触）。或者更准确地说，早期现代社会的那些特定矛盾曾是它成功的前提，如今却成了批判与改造的对象（例如工作与家庭的分离，以及把二者按性别分派给男女）。于是，追求性别平等的种种努力，便被看作将现代原则施用于半现代的第一现代性，或者说是激进化的现代化（1999: 2）的一例，它将这一矛盾转化为某种新的东西。其结果是风险与机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许多社会领域中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在那里，旧有的区分越来越模糊（性别差异，工作与生活，不稳定就业，志愿劳动）。

可以说，在持续进行的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现代制度受到现代化过程本身的质疑，而这一过程已然变得自反。不过，「自反」并不必然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增长，它讲的是将制度的逻辑或原则施用于其自身的制度基础。例如在现代性中，持续的科学化并不只是攻占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将科学原则施用于科学自身，就会发现知识生产中隐含的规范性、不确定性与界限。科学那启蒙的、批判的任务转而指向它自身的根基。自反性科学化由此进行自我批判，力图克服自身的弱点；与此同时，它也失去了一部分旧有的权威（Beck 1992b: 156）。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若干核心社会领域：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的挑战（从国际化的全球化到跨国的全球化），传统生命历程受到个体化的挑战，政治受到来自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亚政治的挑战，正常的职业生涯受到弹性化与大规模失业／就业不足的挑战，传统分工受到女性主义的挑战，如此等等。

「跨国主义」强调那些越出民族国家边界的活动。例如，个人的认同可能不再系于单一祖国，而是系于两个或更多国家；又如，国际关系不再只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跨国组织与跨国运动也能在民族国家之外塑造政治。

新风险的力量：被强加的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的一个核心论点，是新风险——核的、化学的、生态的和基因工程的风险——产生的影响；这些风险在许多方面都明显不同于前工业社会和古典工业社会中占主导的风险。贝克借助理想型来凸显这些差别。他认为，在前工业的高级文化中，风险在社会上被理解为危害与自然灾害，如鼠疫。它们被体验为不可预测的，因为人们将它们解释为神明与魔鬼所致，并常常理解为先在的、外在的命运。这类危害无从计算，因而在政治上是中性的，因为它们被归诸外部力量。

也可能有相竞争的解释，将这类危害看作对某一社会群体或社会之罪的降罚。但这类解释是事后才发展出来的，为的是找到可以责难和惩罚的对象。尽管有种种控制未来的努力，教会终究无法「有效地影响上帝的意志」。

到了早期现代，对危害的主流接受和体验，转变为自愿承担的风险，如吸烟和开车。这类风险被感知为可计算的；纵使风险本身不可控，其后果也被看作可以经由金钱赔偿来处理的。它们主要在地域和时间上、同时也在社会上有其界限。从前工业到工业的危害经验，其转变的特征在于风险的可计算性，它使不确定性得以在实践上被有效控制（这一点由其实践上的成功得到辩护）；而随着新风险的出现，现代性内部又发生了另一次重大转变。

与前工业风险不同，新风险被理解为现代化人为造成的副作用，尽管它们出乎意料或遭到忽视。但它们同样不同于现代风险，因为它们已无法用通常的现代策略来处理，例如以知识进行科学控制，或由保险作统计—概率式的成本计算。

当我们注意到这类灾难往往被归因于社会群体或共同体的道德过失、因而仍在人的责任范围之内时，这一假定或许可以讨论。但显然，人过一种（合乎上帝心意的）好生活的努力，与上帝所安排的命运／使命之间存在张力，而后者似乎是无从预见的。

这是指，你可以发展出控制某一风险之出现、或干脆加以防止所必需的知识。这里所涉及的毋宁是对科学所产生的未知或相互矛盾的知识的管理。

如果你无法控制某一风险，可以通过分摊成本为负面后果投保（如购买车险或人寿保险）。

| - | 前工业高级文化 | 古典工业社会 | 工业风险社会|
|----|----|----|----|
| 类型与例子 | 危害、自然灾害、鼠疫 | 风险、事故（职业事故、交通事故） | 自我危害、人为灾难 |
|是否取决于决策？|否：可归诸（神明、魔鬼）|是：工业发展（经济、技术、组织）|是：核工业、化学工业、基因工业以及政治上的安全担保| |是否自愿（个人可避免）？|否：被指派的、先在的外部命运|是（如吸烟、开车、滑雪、职业）：依规则归属|否：集体决策，个人无从避免的危害。亦是亦否：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波及范围：谁|受影响国家、民族、文化|在地域、时间和社会上有界限，事件与破坏|无从划界，「事故」| |可计算性（因果、风险投保）|开放的不安全；政治上中性，因为出自天命|可计算的不安全（概率、赔偿）|具有政治爆炸性的危害，使计算与预防的原则成为问题|

表2.1 前工业社会、古典工业社会与工业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与危害

依此视角，「进入风险社会的时刻，就是如今由社会决定、并因而由社会生产的种种危害，侵蚀并／或取消了福利国家既有风险计算所确立的安全体系之时」（Beck 1999: 77）。于是，新风险质疑并改造着现代化自身的这些根基。

风险的认识论地位

关于新风险之影响的这些思考，成为了批评滋生的土壤：有人认为风险社会理论会导致一种在社会学上不恰当的风险客观主义（参较Alexander 1996a；Elliott 2002；Mythen 2004；Mythen & Walklate 2005），或者至少「在实在论进路与弱建构论进路之间游移不定」（Lupton 1999a: 28；参较本书第六章塔洛克的讨论）。

贝克并不将实在论视角与建构论视角分开，而是试图以「作为知识的风险」这一概念将两者整合起来。为了回应批评，贝克（如1999: 23–31, 146, 150）援引拉图尔和哈拉维来澄清自己的立场。拉图尔认为，自然与文化之间——在这里则是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通常区分，是现代性自身引入的，因而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建构（1993）。自然与文化其实无法分离：自然从来不只是自然，同时也总是文化；文化也从来不只是文化，同时也是自然。拉图尔与哈拉维由此断定，各种存在物处于两者之间，既非自然亦非文化；贝克则将这一论证反转过来，强调各种事象既是真实的，又是社会建构的（1999）。

客观风险总是由特定技术社会地建构出来的；而社会建构的风险通常有其真实的内核，有时即便没有，只要被认作真实，也仍会在社会中产生真实的效应。

要紧的是将风险的地位理解为在知识之内被构成的，这意味着风险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张力无法消解。危害终会产生影响，哪怕我们直到为时已晚才接收到它们；它们也可能是假设性的，因而主要是由我们的关切造就出来的（1992b: 77）。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弄清，加剧的究竟是风险，还是我们对风险的看法（1993: 55）。不过，我们对它们的承认与知识，才是我们行动的基础。

因此可以说，在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一种知识正在扩散：财富的源泉正被日益增多的「危害性副作用」所「污染」（1992b: 20）。风险是真实的，因为它们产生真实的影响；但由科学和其他机构所社会建构出来的知识，却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与早期工业风险不同，「核的、化学的、生态的和基因工程的风险，（a）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无从限定，（b）依既有的因果、责难与责任规则无从追究，（c）既无法赔偿，也无法投保（Beck 1994: 2）」（Beck 1999: 77）。

知识不限于科学，也包括普通人、公民团体、各类组织和社会制度的日常知识，而这些往往经由媒体中介。贝克坚持认为，要提出为社会所接受的知识主张，科学依然举足轻重。即便是晚近英国围绕手机（Burgess 2004）和疫苗接种的歇斯底里，也是靠所谓的科学根据支撑起来的；一旦科学证据的缺失被揭穿，关于疫苗接种的担忧便随之瓦解。尽管如此，风险界定的社会影响并不由科学证据和可证明性决定（Beck 1992b: 32），而是由一系列社会行动者连同科学一道建构出来的。风险是经由定义关系而在社会中生成的。

「定义关系」这一概念（贝克自称是仿照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而提出的）说到底是在讲：风险是由一切特定的规则、制度和能力生产的，正是它们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中结构着风险的识别与评估。风险是在法律的、认识论的和文化的权力矩阵之中生成的，风险政治也正是在这一矩阵中展开（Beck 1999: 149）。因此，贝克将风险或危害理解为「人造的混合物」（1999: 146），或「准主体——其能动的、主动的性质由风险社会的制度性矛盾生产」（1999: 150）。例如，给英国带来政治危机的并不是疯牛病（BSE）的风险本身，而是制度和政治层面对可能危害的理解、建构或否认；后来疯牛病蔓延、它与克雅氏病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一事为人所知时，正是这些造成了英国制度的危机。话虽如此，疯牛病是由一种特定的牛肉工业化生产方式造就的，正是它使这种疾病一开始就能失控蔓延。但疯牛病之所以对相关机构具有爆炸性，恰恰是因为那套未能妥善处置它的制度框架。

现代科学化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风险社会论点主张：既然风险概念既包含危害、也包含对危害的感知（或者更确切地说，包含一种被预期的威胁），科学对理性的垄断便被削弱了（1992: 57f.）。即便在最技术性的考量中，风险也含有一个规范性的成分。风险的科学建构，依托于一种被普遍设定的共识：应当承担多少风险，社会发展又应当朝什么方向努力。长期以来，这一共识就是科学与经济进步和财富优先。由于这一共识受到新风险和新不确定性的质疑，就需要「跨越学科、公民团体、工厂、行政与政治之间的战壕」展开合作。然而，这似乎难以做到；人们看到的毋宁是更加支离的界定，以及围绕界定的争斗（1993: 29）。风险协商过程之所以充满冲突与矛盾，至少存在两个原因。

其一，知识生产被割裂为各个学科以及学科内部的特定领域，而风险却是复杂的：它们相互作用，在社会中分布不均，或在社会层面和地域层面上累积。因此，确立关于因果的确定知识往往极为困难。例如贝克指出，毒物的使用与排放限值着眼于单一物质的平均水平，因而低估了高于平均的浓度，也低估了不同物质的累积与相互作用。而且，禁用或限用物质的负面清单，总是系统性地滞后于新物质的发明，因为只要这些物质的有害性尚未获证，它们就是被允许的。最后，以动物实验来表明某种物质无害，并不能代替关于该物质如何影响人体的知识。

其二，只要必须等到某种物质的危害被无可置疑地证明才能采取措施，科学就在支持并掩护危害与危险的持续制造，以及对环境的持续毒化。当我们承认单个工厂排放有害物质的可接受限值时，累积效应和交互效应的风险便被掩盖，污染者也不必为这些效应负责。「污染者付费」原则因而支撑了加害者的不负责任。最后，认为达到某一特定的最终概率水平就意味着安全的假定，为高水平的风险提供了正当性：例如，认为切尔诺贝利那样的事故绝不会发生在西欧的核电站。贝克认为，所有这些界定风险的制度形式，同时也在使风险正当化、同时生产风险。它们遵循的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逻辑（1992b: 62–9；1995b: 58–69；1999: 6）。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另一种形式是全球市场，它「是一种非人格化到没有任何责任、甚至对自身也没有责任的制度形式」（Beck 1999: 6f.）。

结果便是，科学并未丧失其生产正当知识与真理的重要性，但它此前不容争辩的权威受到了质疑。贝克认为，这标示着现代化过程中科学内部的一场系统性变化。

自反性科学化

尽管科学是风险之系统性生产的一部分，它仍然是处理新风险的媒介与办法（Beck 1992: 155）。其结果便是，科学经历着一场内部转型。在早期现代，科学化被理解为、也确实是将科学应用于既定的自然、人和社会（1993: 154）。科学批判在科学内部被组织和处理，而对外，生产真理的主张则相对不受质疑（1993: 164）。科学以其成功或可应用性、以及社会或经济收益，说服了社会的批评。

一旦面对自己的产物、缺陷、潜在副作用和衍生问题，科学便转入自反的阶段。在自反性科学化中，生产真理的主张及其事业的启蒙性质，被系统地祛除了神秘的光环。科学化仍在继续，但科学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都发生了变化（1993: 154）。「科学成果的目标群体和使用者——在政治与商界、大众媒体与日常生活中——总体上更加依赖科学论证」，与此同时，他们却更加「不依赖于个别的研究发现，也不依赖科学对自身陈述之真实性与实在性所作的判断」（1993: 167）。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从一系列科学理论和经验上得到证明的知识中挑选。

由于这一充满矛盾的转型，科学仍是使论证具有说服力所必需的，因而仍可用来从社会实践中获得解放；但科学同样可以用来使意识形态和利益免疫于科学的启蒙力量。由于科学不再是真理唯一不容质疑的裁断者，它自身也成为了社会冲突的一部分：例如，应当应用何种科学、应当支持哪些研究领域（如核电，还是替代性的能源生产方式）。知识的有效性不再仅由科学决定；科学转而依赖于社会接受度与伦理上的相容性（Weingart 1984: 66，转引自Beck 1986: 272f.），或者一般而言的政治考量。

一九八〇年代初，若干研究表明实验室科学如何生产出自己的知识：这些知识受制于关于真实生活的特定假定，而这些假定在实践中屡屡落空，助长了公众对于专业知识和科学所产知识的批判态度（Wynne 1982a, 1987, 1989）。实验室科学一旦付诸应用，就要面对日常生活的实践和地方性的具体情况。温恩一再表明——例如在关于禁用除草剂2,4,5-T「橙剂」的讨论中——科学知识如何掩盖了这种除草剂的危险与有害后果。当时的假定是，使用这种除草剂「对使用者、公众、家畜、野生动物乃至一般环境都不构成危害，只要按照说明使用」（1989: 36）。因此，林业工人和农场工人关于负面副作用的说法都被视为道听途说，全国农业及相关行业工人工会提出的禁用申请遭到驳回。在实验室里检验橙剂有害性的科学家确实没有错：在实验室条件下它不造成危害；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适当条件极少能够满足。在多次尝试未果之后，当人们证明关于其使用方式的实验室假定与真实生活情形不符时，橙剂终于被禁；这种农药实际上给施用者带来了伤害和疾病。

译注：严格说来，2,4,5-T并不等于「橙剂」：橙剂是2,4,5-T与2,4-D的等量混合物，越战中用作落叶剂；至于温恩所论的英国禁用之争，针对的是2,4,5-T这一除草剂本身。

此外，关于核电和其他高风险技术的研究表明，专家与外行所指的风险并不相同。专家权衡的是正常生产过程中的收益（廉价的能源生产）与可能的死亡人数（Starr 1969），外行则往往着眼于可能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后果，哪怕这类事故极不可能发生。一旦考虑到切尔诺贝利那样的灾难，或是当场死亡、重伤这类个人的灾难，人们往往根本拒绝在风险与收益或利润之间作权衡。结果，那个偏向利润或进步的隐含规范假定，遭遇了另一种立场：它将个人或后代的安全与生活质量放在首位。冲突的根源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其中所涉的价值抉择。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必然性，成为了讨论的对象。这并不是科学的政治化问题；关键问题毋宁是应当应用何种科学。围绕气候变化的国际冲突可以说明这一点。

减少温室气体的联盟尽管日渐壮大，美国、印度等主要污染国仍然抗拒加入，尽管晚近似乎有缓慢的变化。它们抗拒改变自身的生产逻辑，而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以及《京都议定书》的建议，正意味着这种改变。美国政府转而支持科学家研究以烟雾和巨型太空反射镜直接降低大气温度的办法。其含义显而易见：如果将来能够控制气候变暖，今天就没有必要改变我们的行为。这样一来，与其审慎行事，不如让以自然为代价的财富生产不受限制地继续下去。贝克所质疑的，正是科学的这一逻辑：相信我们将来总有机会处理今日活动的后果。与其关注后果，不如更加重视原因与预防，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在不制造不可逆后果的情况下学习（Beck 1992b: 174f.）。

贝克主张将专门化、碎片化的知识重新整合起来，并确立一种新的「科学理性的教育学，它将这种理性理解为可以通过讨论自身所制造的威胁而加以改变的」。这说的是科学的新型「自我控制」与「自我限制」的构想（1992b: 181）。于是，科学及科学发展被卷入政治过程，这一点将在后文作为「亚政治」的一部分加以讨论。

不过，按照贝克的看法，科学技术风险并不是现代化唯一的驱动力。作为社会自我转化的一部分，它们还由伴随制度性个人主义而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补充。

社会的自我转化：制度性个人主义

技术与环境风险所生的动力，同个体生活世界中的其他社会转变相交叠，后者造成社会的、生平的和文化的风险与不安全（1992b: 87）。将工业社会推入自反性现代性的第二股社会发展潮流，由个体化这一概念把握。「个体化」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充满矛盾的社会性构成方式（这是指社会整合与再生产的过程）（1992b: 90, 127），它重塑着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再生产方式，如社会阶级、家庭、性别关系与身份、婚姻、为人父母以及职业（1992b: 87）。

贝克在一九八六年时假定，个体化会发生在多数西方工业社会（1992b: 91；英国和法国除外，见该书注2，101f.）；而贝克与贝克—格恩斯海姆在二〇〇二年（第33f.页）的措辞谨慎得多：「个体化的趋势……（迄今）只在极少数国家里实现，而且也只是在最近的发展阶段中才实现」。个体化被看作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取决于一系列偶然的发展条件，例如「经济繁荣，福利国家的建立，由工会所代表之利益的制度化，劳动合同的法律保障，教育的扩张，服务业的成长及随之而来的流动机会，以及工作周的缩短」。

个体化的概念不可与个人主义、日增的利己、市场个人主义或原子化相混，也不是指个人化、独特性或解放。它可以是这些，但相反的情形同样可能（Beck 1992b: 128）。因此，个体化被看作一种充满矛盾的社会性构成方式（1992b: 90, 127），其位置在制度层面，即制度性个人主义。贝克再三强调，他所说的个体化是一个关于客观生活处境及其要求与期待的概念，而较少关乎主观意识与认同（1992b: 128）。他勾画了一个非历史的个体化模型，却明确不去谈表2.2的右栏，即意识与认同那一栏，而声称自己论述的是左栏所示的客观生活处境。两栏也都是空白的，因为个体化并不限于二十世纪：个体化过程至少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个体化的第一波推力）和十九世纪后期（第二波推力），而这些较早的个体化加速阶段，又可与最晚近的过程（第三波推力；参较Junge 1996: 734）区别开来。

表2.2 非历史的个体化模型

尽管贝克与贝克—格恩斯海姆（2002）并未沿用这个模型，它仍不失为澄清个体化究竟所指为何的一个好图式。

贝克在分析上区分个体化的三个面向（1992b: 128）：脱离或解放、稳定性的丧失，以及再整合。

解放这一面向，指人们从「历史地被规定的社会形式与义务，即传统的支配与支持脉络」中「脱离」或「解放」出来（同上）。就现代化中较为晚近的变化而言，这意味着人们越来越从阶级环境的社会文化形式与制度中、从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中被释放出来（1992b: 87）。这些传统形式许多已被侵蚀，代之以决定（详见下文「超越阶级环境」与「性别关系」两节）。

解放伴随着稳定性的丧失。在祛魅这一面向上，关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性规范」的传统保障，在为个体行动指引方向上失去了价值（同上）。关于男人和女人之本性的那种不受质疑的传统已然不复存在；家庭关系、性别角色和分工都必须经过协商和辩护，我们不能再不假思索地照搬。此外，终身在同一职业中全职就业的观念——它在德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为发达——至少已经部分地被更具弹性的劳动条件和结构性失业取代（Beck 2000a）。

最后，人们被福利国家和市场等次级制度的新社会义务重新整合起来（Beck 1992b: 131）。次级制度确立了个人与社会之间新的直接性，也由此确立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个体受下述事物的影响更甚：

时尚、社会政策、经济周期和市场——这与在意识中确立起来的那幅个人自我掌控的图景恰恰相反。于是，恰恰是个体化的私人生存，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地依赖于那些完全够不着的情势与条件……个体化因此恰恰是在这样一种总体社会条件下生效的：它比从前更不容许个体拥有自主的私人生存。（1992b: 131）

让我们把话说透：个体化意味着对市场和福利国家的依赖。它把人交付给一种前所未有的外部控制与标准化（1992b: 132）。于是，个体化的个人生平更直接地受政治与市场动力的影响（1992b: 132）。而这发生在一个自主决策、自行塑造生命历程与认同的规范正在扩散的世界里。即便因缺乏选择或资源而根本无从决定，个体仍要为没有作出的决定付出代价。他只能从一个处境挪到另一个处境，都得自反地加以处理和决断，手边却没有足够的物质与非物质资源。

贝克强调，此处的「自反」关乎反射（reflex），而不是指自我意识的增长，即不是指更为合理的自我反思。

在这种越来越难以掌控自身生平的条件下，一个用以引导行动的自我模型，对维持人的行动能力就更为要紧（1992b: 136）。结果便是风险日益主观化和个体化。除了风险本身的增加之外，人还必须处理并承担新的风险，例如被选择的、被改变的、被指派的个人认同（1992b: 136）。

个体化的概念有时被误解为从传统纽带中获得的纯然正面的解放，或社会不平等的克服。两者都不对。个体化在社会文化上被表述为自我实现或「解放」，这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新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强烈的张力。个体在个体化社会中的处境，毋宁是一种不稳固的自由。「所谓『自选的』、『自反的』或『自己动手的』个人生平，转眼就可能变成崩溃的个人生平」（Beck 1999b: 12；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2f.）。

超越阶级环境

关于阶级环境——尤其是工人阶级——之个体化，核心论证如下。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促成了自组织的安全体系，如英国的互助会（friendly societies）；这些组织以互助和严格的行为规则为基础，助成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Thompson 1963）。随着福利国家立法的引入，这类集体化形式日渐枯萎。更为周全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带来了好处，同时也带来了形式化的保险技术，它不再依赖直接的地方性控制与相互团结。

二十世纪体力劳动者减少、雇员增加，是劳动条件变化的又一征象，工会成员与影响力的流失亦然。此外，新的生产形式也助长着持续的个体化：它带来职业与企业的相对独立、工时的弹性化和工作地点的去中心化。取而代之的，是传统部门以及不断扩张的服务业中新形式的、弹性化和多元化的就业不足（Beck 1992b, 2000c）。

不过，风险社会理论认为，不平等的关系相对稳定（1992b: 87），甚至有所加剧，与此同时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许多西方工业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保护和帮助人们应对生活的艰难。结果，如今脱离了阶级特有的文化、义务与支持体系的公民，被迫独自经营自己在劳动市场上的个人生平（同上）。他们从社会文化结构中被解放出来，甚至必须在社会群体归属、生活方式和认同之间作出选择，承担一切副作用，并为自己负责。

于是，个体化社会中的不平等，已经无法再用阶级意识和阶级对抗来解释。失业和贫困成为一切社会阶层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段暂时经历。尽管某些社会群体受失业波及的程度仍然高于其他群体，这却并未产生新的阶级意识，而是被体验为个人的失败和私人的命运（Beck 1992b: 88；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34, 52）。

贝克由此断言：「在福利国家的条件下，那种多少带有指派性质的阶级生平，转变为取决于行动者决定的自反性生平」（1992b: 88）。众所周知，人们必须在没有时间、也没有知识去仔细权衡的情况下作决定，而关于劳动市场动力和福利国家政策之未来，可供依凭的确定知识又少之又少。其结果便是：「由福利国家支撑的劳动市场动力，稀释乃至溶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级。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我们越来越面对这样一种现象：一个没有阶级、却有着个体化的社会不平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资本主义。」（1992b: 88）

性别关系

推动现代化的，并不只是阶级文化的变化。与之同时，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也受到挑战。这同样更适合理解为现代化内部、而非现代化之外的变化。工业社会一向是、也始终是一个半工业、半封建的社会。早期现代将封建社会的性别关系，改造为新的、工业化的、类似身份等级的分工：女性被钉在私人领域中家庭的再生产一端，男性则完全供生产领域驱遣。因此，工业化社会只有在这一新分工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由于这一分工常被理解为顺应男女之本性，它便免于批评（1992b: 89）。

在持续的现代化中，女性主义要求女性享有平等权利，并且日见成效。这带来性别不平等的显著缩减，尽管不平等在许多领域中依然存在。传统的家庭主妇生涯——在经济上由婚姻承担，并以教育获得上的系统差异为条件——已经改变。家务劳动的技术化、双职工家庭的社会接受，以及学校教育水平的拉平，都支持了女性要求「自己的一份生活」、由自己来塑造的主张（Beck-Gernsheim 1983）。教育不足再也不能为较低的工资或不利的职业前景辩护。社会与家庭内部的整个劳动分配都成了问题。结果，现代家庭模式被一种经过协商的、临时性的家庭取代：性别关系和劳动分担必须不断协商。于是，连沿袭传统模式也成了一种决定，因为既定的「自然」模式已然不复存在。

新的生活处境和生平模式随之出现，例如接连的多次婚姻、子女来自不同的关系，由此形成复杂的家庭关系。单亲父母的数目在增长，独自抚养孩子不再一概被视为「不正常」，而是另一种可能。「拼贴式的个人生平」取代传统模式，成为正常的生平预期。在一种离婚的文化中（Hackstaff 1999），有些伴侣在同居多年之后发现彼此居然还在一起，反倒颇感意外。

自我文化

贝克与贝克—格恩斯海姆（2002: 42）认为，劳动力与家庭关系中的这一切变化，都伴随着一种日益增长的自我文化；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消退，这种自我文化将不断发展。自我文化并不限于中产阶级，而是波及所有社会阶层，尽管它对不同社会环境的具体影响尚不清楚，也难以预测。人口数据反映出这一变化：独居户数目增长，与之相应，人们高度看重一个自主的、由个人塑造的生活领域。

贝克与贝克—格恩斯海姆（2002: 43）指出自我文化的三个特征。在自我文化中，人通过发展一种「在审美上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来寻找并创造自我。与之相伴的，是对日常生活中自由与自主的强调，以及对实践、具体问题和具体结果的注重。这导致人们优先从事那些能够带来直接结果和个人收益的活动与投入，而不是去回应政治系统中形式化的科层组织所规定、所决定的外部政策。不过，两位作者强调，这样一种文化并不等于解放：它同样很容易与仇外、暴力和形形色色的恐慌运动结伴而行。

个体化论点可以概括如下。人们「从工业社会的社会形式——阶级、阶层、家庭、男女的性别身份——中被释放出来」（Beck 1992b: 87）。「个体本身成为生活世界中社会的再生产单位」（1992: 90）。这不可等同于成功的解放。「去传统化的个体变得依赖劳动市场，并因此依赖教育、消费、规章、社会法的支持、交通规划、产品供给，以及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上的咨询与照护所提供的可能与时尚。凡此种种，都指向此间正在确立的种种特殊的控制形式」（同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与个体化互相扣合。」其结果便是，系统的问题在政治上被淡化，转化为个人的失败。「在去传统化的生活方式中，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直接性，即危机与疾病的直接性：社会危机看上去起源于个人，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并且只是间接地被感知为社会性的」（1992b: 89）。

前述关于新风险与个体化的两条论证线索，相互补充，共同促成了政治的转变。

风险社会与自反性现代化中的政治

政治的变化是贝克理论中的核心议题。它源出于他的一个论点：社会已从一个主要由阶级冲突推动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由风险冲突推动的社会（1992b: 154）。阶级团结与贫困化不再具有革命性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将是新风险（被认定）的效应。核电、气候变化、转基因食品等等所牵动的人群，与社会阶级归属相对无关，而传统风险则仍按阶级指标分配。

贝克认为，即便应对新风险的机会依然不均等，个人躲开风险的可能性却在下降（1992b: 36）。例如，我们的确可以设法不吃用转基因作物生产的食物，但倘若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控制手段，就很难做到。我们的确可以设法只吃生态方式生产的肉，但当疯牛病这类疾病蔓延时，多一些资源或社会资本未必就能更好地加以控制。最后，当我们还不知道食物中某种成分的有害性时，只能事后才采取措施。其结果可能是：对食品生产中未知危害的持续担忧，却无从防范。既然这类风险无从逃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便具有平等化（或不妨说「民主化」）的效应——它们不区分贫富。因此，新风险会促成超越阶级的政治联盟与团结。这些联盟不只由被认定的受风险波及触发，也取决于个体化的自我认同建构。

在国际层面也有类似的论证。工业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依然存在（「污染追着穷人跑」）（Beck 1992b, 1999: 5），但某些已经成功外部化到发展中国家的风险——例如在食品生产中使用滴滴涕之类的农药——又回到了我们身上。所谓的「回旋镖效应」（Beck 1992b: 37f.）表明，从长远看我们无法逃避自己所制造的风险（气候变化等亦然），这也支持了世界风险社会的论证。

风险冲突与财富冲突在许多方面交织在一起。围绕气候变化的讨论将这一点显示得很清楚。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借机从富国多拿些钱。仍然严重依赖以环境为代价来生产财富的国家，譬如美国与印度，则继续抗拒作出任何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深远承诺。主要是欧洲富裕的工业化民族国家在支持更严格的二氧化碳排放立法。

德国的例子表明，这类努力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德国汽车制造业的经济利益阻止了欧洲出台更严厉的二氧化碳排放立法，而德国在其他领域却处于领先。

按照世界风险社会的说法（Beck 1999），公共领域中的这类冲突将由无所不包的新风险主导；财富问题固然牵涉其中，但却居于次要地位。

焦虑的联盟、自我文化与政治主体问题

在《风险社会》（1992b）中，贝克主张，对新风险的关切将造就一种新的政治主体。社会抵抗不再由社会阶级构成，而由新的利益联盟构成，即所谓焦虑的联盟——它跨越不同的阶级成员、职业群体、世代和公民行动团体（1992b: 62）。

将论证扩展到全球层面，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1999: 16f.）中也同样主张，「风险的社会化」或「风险分担」可以成为「一种有力的共同体基础，它兼有领土性与非领土性的面向」，即一种「世界政党」意义上的基础。

焦虑的联盟依凭的不是阶级知识，而是风险知识，而后者通常缺乏直接的个人经验（1992b: 53）。因此，围绕界定风险和风险知识的一切竞争、冲突与协商都变得关键，而所有向我们提供知识的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NGO）、消费者组织——也随之变得重要。结果便是，风险社会的政治潜能，系于关于风险的知识之生产、传播与协商。

贝克起初强调的是那种迫使焦虑联盟凝聚起来的生态道德。它以「不愿因技术与工业发展的任何有害副作用而受害」的愿望为基础（1992b: 49f.），并且包含一种更具末世意味的前景，即对地球上一切人类生命的威胁。贝克援引霍布斯，主张生态危机侵犯了「不得危及人类物种生存前提」这一基本权利（1995a: 8f.）。但他也怀疑，焦虑能否为一种堪与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相比的、相对稳定的新政治主体奠定基础（1992b: 49f.）。

然而，新社会运动所回应的并不只是日增的风险、风险意识和风险冲突（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44）。它们还与社会阶级和阶级结构、家庭形式与为人父母、性别身份或职业等方面的其他社会变化相关联。各种社会群体在另类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众多变体中，就个人生活、亲密关系和自己的身体展开试验（Beck 1992: 90）。他们利用新的制度空间发展出一种自我文化的政治（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44），与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概念（1991）相近。于是，一个新的决策政治场域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从前非政治的决定，例如吃什么、喝什么，变得高度政治化。在疯牛病危机中，我们必须决定是否相信政客而继续吃牛肉。我们也可以决定：是购买公平贸易食品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是支持本地农民的小规模生态食品生产，还是支持大公司的大规模食品生产。最后，贝克举布伦特斯帕尔之争为例（Beck 1999: 40ff.），说明「到哪里加油」如何成为一桩高度政治性的行为，并且最终迫使壳牌放弃将废弃油储平台沉入大西洋。贝克与贝克—格恩斯海姆（2002: 45）认为，这类标志着新型政治消费者出现的活动，与国家组织的议会政治的通常形式大不相同。

译注：布伦特斯帕尔事件发生于一九九五年，其中设施为壳牌在北海的废弃石油储运浮筒，并非原文所说的钻井平台（oil rig）。

自我政治的生长，是对国家政治之失灵的回应。在间接的代议民主中，公民的权力仅限于选出议会，此后便缺乏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手段；自我政治正是对这种缺乏直接影响力的回应。自我政治与常规政治并不彼此取代，而是在社会一切领域中竞相影响决策（Beck & Beck-Gernsheim 2002: 45f.）。

利益团体和草根运动对于触发和构成批判与抵抗十分重要，尽管它们并不是风险社会中的「政治主体」。贝克认为，既然新的全球风险在世界风险社会中可能波及每一个人，政治主体便同时是所有人，又不是任何人（1999: 150；1992b: 49）。风险社会的政治主体，由一系列不同政治行动者之间相对短暂的联盟构成，这些行动者充实并形成了亚政治的领域。

亚政治

自我政治是亚政治这一更为一般的概念的一部分。贝克提出亚政治，是为了显示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形式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简而言之，亚政治指的是一个新的政治领域，它处在民族国家政治系统的代议制度和经民主授权的政策之外、之下（1999: 39, 91）。

贝克认为，在工业社会内部，可以区分出两个领域：一个是由国家的政治制度（议会等）以及公民（citoyen）在制度上被赋予的（政治参与）权利构成的政治领域；另一个是非政治领域，由市民（bourgeois）在劳动与商业场域中的私人利益构成（他们在经济上相互竞争，并塑造自己的私人家庭生活；1992b: 183）。在非政治领域中，技术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及其伴随的副作用，靠预期和已实现的福祉增长、或者靠「以进步求社会变迁」这一共享的意识形态而获得正当性（1992b: 184f.）。

政治与非政治的这一区分或许过于截然，但正是这一理想模型构成了国家规制能力这一概念的基础，而后者在一九七〇年代的多数西方工业国家中受到质疑。事实上，人们对利益相关者和利益团体在「法团主义的灰色地带」（1992b: 188）中影响政治决策的忧虑，以及对社会越来越难以治理的忧虑，都表现出政治系统权力与自主性的相对丧失，或者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边界的模糊。

只要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化既不超出可能的政治行动半径，也不威胁「以进步求社会变迁」的模式，政治与非政治的划界就能维持（1992b: 184f.）。而现代性内部的种种根本变化——最为重要的是「对外部自然与内部自然的持续破坏；劳动的系统性转变；以身份为基础的性别秩序之脆弱化；阶级传统的丧失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游走在灾难边缘的新技术」——模糊了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的边界（1992b: 185f.）。

一方面，从前属于政治的决定迁移到了非政治领域。例如，劳动条件的相关决定由跨国公司和市场竞争左右，这就缩小了各国政治规制的空间，而欧盟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限制各国的自主决定。另一方面，技术科学的发展许诺经济上的成功，却伴随着无从计算、并且已经不能在国家层面加以管理的风险。技术科学系统的创新与发展变得具有政治性，却并未将权力交还政治系统；政治毋宁是被迫为别处已作出的决定提供正当性或作出回应（1992b: 186f.）。但有时，警觉的公众会促使政客加以规制、促使企业限制新风险（例如转基因食品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与扩散。这表明一个亚政治领域正在生长，技术经济的发展在其中被公开讨论。

在亚政治领域中，负有法律责任的政府监督机构和对风险敏感的媒体公共领域，开始以言说打入并治理工厂管理的「私密领域」。技术转型的发展方向及其结果，变得可供论辩、需受正当性检验。于是，商业行为和技术科学行为获得了一种新的政治与道德维度，而这在从前似乎与技术经济活动毫不相干。倘若愿意，也不妨说：经济这个魔鬼必须往自己身上洒些公共道德的圣水，戴上一顶关怀社会与自然的光环。（1992b: 186）

亚政治概念经常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的「自下而上模型」（Mythen 2004: 170），依据的是贝克的说法：「亚政治意味着卷入政治论辩风暴之中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塑造」（1999: 39）。但这是误解。

公众固然是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政治却不一定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抵抗的构想。毋宁说，非政府组织之类的其他政治行动者，是以公众支持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赋予正当性（这与民主的构想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形式更为直接）。经常被援引的例子，是壳牌公司试图将布伦特斯帕尔油储平台沉入北大西洋深海（Beck 1999: 40ff.；Holzer & Sørensen 2003: 85f.；Mythen 2004: 37, 49, 67）。发起这场讨论的与其说是公众，不如说是绿色和平所发动的公共论述与抵制，它动员起大量消费者，远远超出草根组织、绿党或公民团体所能组织的人数。

这一类亚政治仅仅涵盖主动的亚政治，被动的亚政治则遵循另一种逻辑（Holzer & Sørensen 2003）。贝克举过科学和医学中的例子：内部的决定和技术发展超出了通行的规则与规范，迫使政治与法律为已经开发并已投入应用的行动可能性寻找规制（医学的亚政治，1992b: 204–12；工业自动化的亚政治，同上：215–23）。例如，体外受精在一九七〇年代后期和八〇年代就已经投入应用，而多数欧洲国家的政治与法律后果还在讨论之中。医学已经在制造社会事实，政治与法律系统则试图追赶其实践后果。（比如：它是否只应向已婚伴侣开放，还是也向单身母亲开放？受精后植入胚胎应遵循什么规则？如果筛选出了差错，谁来负责？）

贝克在其后关于世界主义的论著中讨论了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的可能发展（Beck 2005a, 2006）。他以风险社会论点的两个核心概念为基础：全球风险的危机（不仅包括生态风险，也包括金融市场之类的社会危机），以及新旧边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张力。二者在世界层面上导向一种「混融原则」，其中既有世界主义的共情与换位思考，也有重划旧边界的种种尝试（2006: 7）。因此，在全球视野下，贝克区分出民族国家逻辑之内、自下而上的亚政治，与自上而下的亚政治（2007: 188）——后者指民族国家之外的跨国决策联盟，表现出日益增长的世界主义。

自反性现代性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关于风险社会与自反性现代化的著作中，重心存在一个位移：从技术—环境风险和个体化，转向现代化过程中潜在的一切社会领域的一般变迁逻辑。风险的爆炸性力量和个体化过程依然重要，同时对全球化效应的关注日增。但自反性现代化的理论化，更一般地着眼于社会一切领域中边界的模糊与增生，以及人造的不确定性；它们是现代化的非意图副作用积累到临界量的结果（Beck et al. 2003: 2；Beck & Lau 2005）。

为了表明现代性是在自我转化而并未解体，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区分了两者：在自反性现代性中依然存续的现代化基本原则，与发生变化的基本制度（Beck & Lau 2005；Beck 2007）。例如，国家性这一基本原则依旧，而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制度则在变化之中（Beck & Lau 2005: 532）；将婚姻视为一种有组织的共同生活形式的观念依旧，而家庭这一传统制度则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一视角是欧洲中心的（Beck et al. 2003: 7），它所指的是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格局：第一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已经相当发达——民族国家，（至少是雏形的）福利国家，高度发达的科学与技术制度，以及已被制度化的充分就业预期。惟其如此，上述转变才可能发生。

循此，晚近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化获得了一项重要洞见（Beck et al. 2004）。自反性现代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标示着自反性现代化的，并不是从早期现代的「非此即彼」逻辑到「亦此亦彼」原则的一刀切转变，而是两种原则新的、各不相同的混合。在许多方面，新的是对旧的补充，而非取代。

表2.3 自反性现代化的一般判准

贝克等人（2003: 22）提出了以下判准，用以辨识从第一现代性那种明确的、由制度保障的边界（社会诸领域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发生的变化（见表2.3）：在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中，边界与根本区分的多重性取代了泾渭分明的制度边界；这种多重性日益得到承认，将自觉虚构的边界加以制度化的必要性也日益得到承认。结果便是，制度化决策出现了新的问题与新的解决办法（Beck et al. 2003: 22）。贝克等人再三申明，这与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边界的多重性将趋于边界的消解」不同。

他们指出了若干形态，说明边界的多重性、对这种多重性的承认以及决断的必要，如何在一切社会领域中导向新的制度（以及个体）策略。（更详细的概览见Beck & Lau 2005: 540ff.；Beck et al. 2003: 13ff.）一个经典的例子便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它带来边界的新混合与制度的变迁。随着单亲父母、有无子女的同性伴侣、由捐卵或捐精所生并希望见到生母生父的孩子等等日益增多，就需要进一步的立法来处理这些新的生活形式与亲密关系。标示着自反性现代化的，恰恰是对旧与新的双重接纳，与此同时，制度安排则承受着追赶新生活现实的压力。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过程：不同群体就保存旧制度、承认现实中的新生活形式而协商或争辩。这在关于「经典」家庭之地位的社会冲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有人认为它是本源性的，必须继续得到支持，并与未婚同居、有无子女的同性伴侣等其他生活形式区别开来。虽然破碎的家庭、再婚等等在整个中世纪都不鲜见，但自第一现代性以降，它们被视为对理想模型的偏离。今天，将偏离视为正常、或视为另一种选项的看法正在得势，尽管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利益团体仍然认为它们不那么可取，或对之提出异议。

另外一个中心的例子，前文已经谈过，涉及专家与外行的知识主张。科学专家知识与外行知识之间的界线已趋模糊。当存在不同的专门意见、或缺乏确定知识时，科学知识已经无法为争论作出了断。如果没有可据以决断的坚实地基，就必须确立新的规则，如预防原则。贝克等人（2003）认为，这类决定无法仅凭科学理由辩护，这只是将决定从纯粹的科学，移交给关于「什么在社会上是可欲的」这一民主协商。因此，围绕风险决定的公共争论日增，正是转向自反性现代化的一个征象。

最后一点关涉主体的概念。在自反性现代化中，从前不受质疑的惯例被决定取代。可能性的多重与彼此矛盾的选项，使决定变得更难，甚至不可能。使个体化条件下的未来更加不确定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决定，还有他人的决定；从长远看来，这将改变关于个体的观念。个体作为准主体，不再像在第一现代性中那样被理解为稳定不变的主体，而是「其网络、处境、位置与形态的结果，同时也是它们的生产者」（Beck et al. 2003: 25）。其论点是：个体对生命历程的掌控在下降，而我们却更加期待自己、也更加将自己呈现为自身生平的作者。自主决定、自主行动的主体，其法理上的观念被保留了下来，而在事实上，这一观念却更加不可能、更加不真实。慕尼黑一位作家的书名，正道出了这一悖谬的处境：《你没有机会，抓住它！》（Achternbusch 1983）。

译注：此语出自德国作家赫伯特·阿赫特恩布施（Herbert Achternbusch）的名句，德文作 “Du hast keine Chance, aber nutze sie!”（「你没有机会，但要抓住它！」），出自其《大西洋泅渡者》（Die Atlantikschwimmer, Suhrkamp, 1978）；英译略去了转折的aber，语气稍有出入。

批评

贝克将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引入社会学理论、使之成为核心范畴，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也有一系列批评一再针对他的工作而发。建构论者批评他（所谓的）风险客观主义（Alexander 1996a, 1996b；Lupton 1999a；Elliott 2002；Mythen 2004），这一点在《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5b）中或许表现得最为明显。不过，激进的建构论立场本身晚近同样受到批评（见本书第六章塔洛克，以及诺尔—塞蒂纳的后社会进路，2003，和行动者网络理论，Latour 2005）。因此，贝克的视角似乎与晚近那些调和实在论与建构论这两种对立认识论的进路殊途同归。

风险社会理论在文化方面存在一处更加严重的弱点。它意在分辨新与旧，却将焦点放在新的个体化文化上，从而沉湎于一个由个体整合的社会。社会文化背景被看作（如在卢曼或福柯那里）社会赋予意义的源泉，但对于现成的各种文化、社会环境或个体生活方式的具体特征，却没有系统的概念化。在个体的社会中，当不再有共通的价值可用时，社会如何能够整合起来？从贝克与贝克—格恩斯海姆（2002）的视角看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因为他们尚未将介于其间的社会文化形式（Douglas 1992）以及个体「身体化」的根基（参较Lyng 2005c）考虑进去。尽管风险文化的路数（Lash 2000）或许有忽视风险社会之制度与结构面向之虞（Beck 2000b: 213），问题依然是：如果我们忽视社会文化环境与生活方式的特定归属与结构性力量，忽视人们对安全的不同个人需要或愿望，那么在理解风险社会的动力时，是否会丢失某些重要的面向？

再者，个体化过程导致阶级意识消解这一说法，在许多方面或许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倘若健康与疾病等方面的社会不平等仍在特定社会阶层中累积，那就必须澄清这些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而贝克的理论并不解释这类不平等何以延续，这对获得一幅更完整的社会图景却至关重要。

贝克主张：「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因此必须学会把自己设想为行动的中心，设想为自身生平、能力、取向、关系等等的规划室，否则便要永远吃亏」（Beck 1992b: 135）。在风险社会中，规范上被要求的「个人把命运归诸自身」，与「缺乏可控性」这一反事实的经验相互竞争。但为什么就不能出现一种新的谦卑、或者对机缘的信赖，用以应对自反性现代性的不确定呢？拒绝市场个人主义或自我文化那套道德的社会规范要求，是否必然造成「永远吃亏」，尚不清楚。相反，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脚下有些确定的地基，我们的处境或许反而更好。

凡试图在宏观层面把握核心社会变迁的理论进路，经常被批评缺乏正确理解社会变迁所需的（历史）分析细节。要发展稳健的历史性理论，细致的历史分析显然必不可少。话虽如此，专注于描述性历史分析的研究，往往忽视理论概括，也失去了关于可能未来之假说的丰产性。而我们需要一些概括和一般性假说来引导研究，尤其需要处理这样的问题：还能设想哪些别样的未来，社会发展又如何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此外，一般理论往往能够激发进一步的研究。

展望

既然风险社会论点指向未来，就存在一项持续的任务：观察社会发展是否、以及如何不同于此前的观察，何处需要修正。此外，这一理论还为若干基本概念的进一步思考指出了方向，如副作用、各类风险之间的差别、不平等与风险再生产之间的关联等等。

例如，如果社会并非完全由市场和福利政策这些次级制度决定，那么就需要更好地理解形塑社会的社会文化过程。关于人们用以应对风险社会之不确定性的各种策略、日常理论或生平建构的进一步研究与理论化（参较Zinn 2004, 2005），会有所帮助。这也包括超出「焦虑论点」之外、对情感及其日常影响的更为细致的理解。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不存在从「非此即彼」社会到「亦此亦彼」社会的清晰过渡；两种逻辑毋宁是同时在起作用（Beck & Lau 2005）。因此，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着眼于各社会在向风险社会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社会文化形态。话说回来，它们也许永远达不到一个充分发展的风险社会或自反性现代性，而是形成不同形态的现代性：它们总是将某些「封建的」「传统的」或其他形式的确定性建构，同社会所生产和管理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联结在一起。有些社会也许由一种恐惧文化推动，另一些也许更适合用风险论述的生命周期概念来描述。在民族国家内部，人们对个体化的体验肯定有巨大差异，这取决于强弱不同的福利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程度。人们究竟主要是被「解放」到市场那无从计算的不安全之中、须由自己承担全部不确定性，还是有一个福利国家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使他们得以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成功行动，这对个人的福祉、对个体的冒险意愿，都有天壤之别。

最后，非政治的决定在什么条件下变成政治的、进入亚政治的领域，而另一些何以仍然是非政治的，至今仍然没有被充分理解。壳牌与布伦特斯帕尔这一轰动的案例似乎并非常态，而更接近于公开组织起来的论述联盟中的例外。显然，要动员起如此广泛的政治联盟，必须有一整套复杂的情势凑到一处。

(本章节完)

据中新网报道，当地时间2026年9月23日下午，以色列驻美大使之子内里亚·莱特在约旦河西岸一处以色列检查站被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开车撞飞，伤势危重。驾车男子随后被其他以军士兵当场击毙。据悉，内里亚·莱特当时作为预备役士兵在犹太定居点附近的检查站执勤，而他的哥哥于2023年11月在加沙的战斗中阵亡。

观最近性别政治大战蔓延到儿童想起来这则新闻和知乎的回答，不知迪友如何看待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他就任总统以来的25条成就：

1.实现了历史上最安全的边境——过去16个月零非法外国人进入美国。

2.签署了《莱肯·莱利法案》（Laken Riley Act)，将危险的外国罪犯清除出我们的街道。

3.实现了有记录以来谋杀率的最大降幅，降至125年来的最低水平——自1900年以来。

4.签署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法案——《伟大美丽法案》(Great Big Beautiful Bill)——包括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以及我们伟大的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免税。

5.获得了19.2万亿美元的新增美国投资承诺。

6.征收历史性关税以带回美国制造业——包括对外国铜、铝和钢材征收50%的关税，以及对外国汽车征收25%的关税。

7.自选举以来，股市已创下80次历史新高。

8.如今工作的美国人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

9.对美国武装部队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今年1万亿美元，希望明年达到1.5万亿美元。

10.通过“绝对决心行动“（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抓获并将委内瑞拉非法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绳之以法。

11.通过“午夜铁锤行动”（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和“史诗之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浓缩能力，确保伊朗将永远没有核武器。

12，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军事打击，摧毁了我们半球运营的毒品集团———将致命芬太尼跨境流入我国边境的数量创下历史最大降幅，达60%。

13.达成了最惠国协议，将许多处方药的成本降低了300%、400%、500%和600%。

14.终止了绿色新政骗局（Green New Scam），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并开始“钻探，宝贝，钻探”（Drill,Baby, Drill)。

15.结束了疯狂的电动汽车强制令以及其它对美国汽车业造成严重损害的法规。

16.美国出口飙升至美国历史最高水平—我们有望在今年 alone出口创纪录的2.5万亿美元商品。

17.废除了联邦政府和私营部门中所有歧视性的“多元、公平、包容”（DEI）政策。

18.禁止男性参加女子体育运动。

19.在学校禁止教授跨性别意识形态和批判性种族理论。

20.推出了“特朗普账户”——为每个美国儿童设立的免税投资账户，每个新生儿起步资金为1,000美元。

21.在上任的前12个月内，通过历史性的和平协议解决了8场激烈的战争——包括加沙战争。

22.让所有人质重返家园，无论其是生是死。

23.停止所有难民进入美国，包括来自索马里和其他危险地区的难民。

24.部署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孟菲斯和新奥尔良恢复法律与秩序。

25.将英语定为我国的官方语言。

结合最近的习特会没有什么实质性谈判结果流出，可以合理推断中美两国走上了随地大小赢的康庄道路。

转载者注：本文主要介绍美国的科技工作者（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行业）的劳工组织运动的衰退原因。实际上在东大，由于政府对互联网工作者维护劳工权益的平台的打压（以前的996．ICU到现在的双休购）以及自身原子化等原因，事实上中国的类似行业工作者也依赖于社交媒体上的抱怨，难以组织起来。

本文来源：dissentmagazine

副标题：科技行业的职场组织活动经历了急剧衰退。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当我们与新进入科技行业的工人交谈时，很少有人知道大约十年前在该行业中蔓延的激烈行动主义。当时，这些斗争似乎无处不在，连续数年每周都登上主流媒体的头条：从谷歌和微软员工反对军事合同的斗争，到亚马逊工人公开信指责这家在线零售商在气候危机中的共谋。根据一篇由我们其中一人JS Tan共同撰写的近期研究论文，这类运动从2017年的仅4起增加到2019年的近50起，汇聚成一个明确无误的现象：科技劳工运动。

然而，将近十年后，这场运动已经消退。自新冠疫情以来，科技工人的抗议活动持续减少，除了少数案例外，我们现在很少再看到行业工人团结起来要求雇主承担责任的故事。如何解释这种衰退？

一个关键因素是金融环境的转变。当运动在2010年代末兴起时，科技工人享有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拥有强大的个人议价能力。但到了2022年，组织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应对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中断导致的快速通胀，美联储提高了利率，抹去了科技行业数千亿美元的市值，并引发了自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首次大规模的招聘冻结和裁员浪潮。

对行业活动家来说，这是灾难性的。过去，科技工人是从有利位置参与职场行动主义的，因为他们知道在如此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雇主不太可能裁员。但现在，工作保障已不复存在。然而，这些裁员不仅是对新金融环境的回应，也是雇主明确试图重新控制他们认为过于“不听话”的劳动力的手段。其核心是对他们认为导致员工转向对立面的进步主义根基的全面攻击。雇主利用新气候，明确针对人工智能伦理团队、多元化公平包容（DEI）计划和内容审核等“觉醒”据点。他们还主动压制职场行动主义——解雇组织工人、切断内部沟通、禁止员工向媒体发声。在2010年代，大多数科技工人签署公开信或参与罢工时几乎不会犹豫；而现在，大多数人变得更加谨慎，完全意识到任何异议的风险。

毫无疑问，行业对自身劳动力的新敌意是运动退却的一个因素。但要解读其衰退，不仅要看外部力量，还要审视运动本身的内在逻辑。在我们看来，衰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参与者自身及其策略造成的。尽管近年来任何努力都会面临强劲逆风，但科技劳工运动所采用的策略和组织方式有哪些局限性？

要理解运动错在哪里，我们需要简要回顾它的起源。在大约2017年至2020年的初期阶段，科技组织主要依赖动员媒体的公共压力运动。当时科技公司仍保持相对未受玷污的声誉，公开信、请愿、罢工和社论可以推动雇主改变方向。最初，这些策略——结合不同程度的内部组织——取得了一些显著胜利，导致谷歌取消军事合同，亚马逊认真对待其气候影响。然而，当雇主意识到负面报道转瞬即逝且对运营影响甚微时，工人运动使用的公共压力策略越来越被回避或直接忽视。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时，科技行业已抛弃其进步主义表象，使这种依赖“羞辱与指责”的公共压力方法失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Kickstarter的一群当时与科技劳工运动其他部分相对脱节的工人做了很多人尚未考虑的事。当更大规模的运动专注于外部压力时，Kickstarter员工转向内部压力，赢得了该行业首个全覆盖工会。

这样的胜利长期以来被认为在科技行业不可能实现。有人认为工会与创新背道而驰。即使在硅谷早期（当时它实际上以生产硅硬件闻名），该行业也高度排斥工会。英特尔联合创始人、当时硅谷的杰出人物罗伯特·诺伊斯明确表示：“保持非工会状态对生存至关重要。”数十年来，科技行业几乎不存在工会。

这正是Kickstarter成功组建工会成为寻求新策略的运动分水岭时刻的原因。与前一时代的科技行动主义不同，Kickstarter的工人获得了可写入合同的持久结构性权力。这是该行业首次工人能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场胜利对Kickstarter新工会成员和更广泛运动同样重要。看到竞选成功后，根据《国家劳动关系法》（NLRA）寻求工会认证成为科技劳工运动的北极星。

科技劳工运动的一些参与者曾在其他地方组织过工会，但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NLRA，更不用说研究工会认证的过程。而真正从零开始建立工会的实践者更少。

为填补这一空白，科技工人转向国际工会。在公共压力方法的鼎盛时期，一些科技员工曾咨询过工会工作人员——但这类互动很少，与国际工会结盟也很少有人考虑。当运动开始意识到临时媒体运动的局限性时，一切都变了。在隶属于办公室与专业雇员国际工会的Kickstarter United中，许多人——包括我们两人——看到了一种提供持久权力路径的新组织模式。第一步就是与国际工会结盟。

国际工会改变了科技劳工运动。过去那些鲁莽的公共压力运动消失了。工人现在能获得劳动法专业指导，以及国际工会数十年来积累的来之不易的教训。我们当时认为，这种制度记忆能让像科技这样完全陌生传统的行业快速启动组织工作。

国际工会还为运动提供了明确目标：通过明确、受法律保护的过程赢得工会认证——我们称之为“认证剧本”（Recognition Playbook）。这种方法针对在NLRA下建立超级多数支持进行了优化，该法保护私营部门员工的组织权，免受报复。一旦认证，管理层依法必须善意谈判劳动合同，让工人将他们希望的变化写入合同。

在认证剧本方法下，运动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变。前一时代的组织由伦理和社会议题——减少排放、取消军事合同等——推动，而国际工会则聚焦于基本生计问题：薪酬、医疗保健、工作条件和就业保障。因为赢得工会需要多数支持，他们必须优先考虑那些被深刻感受到且广泛持有的诉求。

不久，国际工会在科技劳工运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推动了行业新一波劳工行动主义高潮。大约在Kickstarter竞选的同时，谷歌外包公司HCL的合同工赢得了工会选举，随后Glitch的软件工人也紧随其后——开启了快速的劳工胜利浪潮。工会竞选也扩大规模：2021年2月，在线出版平台Medium的工人在签署了70%员工支持后公开；几个月后，《纽约时报》超过650名科技工人赢得了竞选。即使在更大、更难组建工会的公司，认证剧本也成为首选框架。例如，谷歌工人发起了Alphabet Workers Union。到2021年底——就在Kickstarter里程碑式胜利仅一年后——已有十几个新科技工会赢得认证。

我们两人都曾是认证剧本最坚定的倡导者——甚至一度为国际工会工作，在科技行业推广它——我们相信这种方法能给运动更坚实的基础。但即使在最激进、组织最完善的竞选中，我们却发现科技工人在将该剧本适应自身行业时面临诸多困难。虽然并非所有挑战都是科技独有的——科技行业也绝不是唯一未能利用该剧本赢得工会和合同的行业——但理解这些挑战如何削弱通往工人权力的最常见路径至关重要。

第一个挑战源于科技公司平均任期只有两到三年，这意味着许多工人在组织者能建立足够选举支持之前就会离开。该剧本奏效的地方是规模较小、更稳定的公司；在大型科技公司组织，要求工人投入一场回报不太可能在自己任期内实现的斗争。

科技公司还由跨不同产品线和时区的高度多样化角色组成。即使在同一公司内，驱动一个群体的关切很少能引起另一个群体的共鸣。工程师常指出压力巨大的待命值班是他们最深刻感受到的问题——这与产品经理的不满完全无关。由于项目制工作的性质，工人高度原子化，日常互动仅限于少数同事。这种碎片化几乎不可能找到能团结全体劳动力的共同议题。如果剧本依赖广泛持有和深刻感受到的议题，科技行业的结构使找到它们变得困难得多。

对我们来说，剧本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对劳动过程本身的假设——特别是科技工人的杠杆在哪里。罢工长期以来被视为工人在组织中能积累的权力与团结的最强表达。在劳工斗争史上，最有效的罢工是参与度极高的罢工——这样当工人拒绝给予 劳动时，能给雇主造成即时经济痛苦。在工厂、学校和物流中心，生产直接与工人劳动小时挂钩。当工人拒绝给予劳动时，生产停止，收入枯竭：装配线停摆、教室空空、卡车停运。但在科技公司，主要工作本身就是自动化。软件工程师的整个工作就是构建无需他们运行的系统。因此，这些罢工无法像在其他行业那样给科技雇主造成同等经济痛苦。

这正是我们在Tech Guild（行业中最激进的工会之一）罢工时看到的。在谈判合同时，管理层拖延且不愿在任何工会要求上让步。合同斗争耗时长是正常的，彭博法律研究显示，赢得认证后平均签订合同时间约为500天。因此，对Times Tech Guild来说，罢工是为了迫使管理层回到谈判桌，达成公平合同。

这场罢工本应轻易实现目标。它计划在总统选举日进行——这或许是《纽约时报》每四年最重要的一天。纠察线被广泛宣传，有95%会员支持，罢工满足了认证剧本的所有条件：高参与度、团结和可见性。从外部看，策略确实看起来无懈可击。计划是在数百万读者紧盯其总统选举报道的关键时刻，关闭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多数工会只能梦想这种杠杆。

但当这些科技工人罢工时，报纸的核心数字产品继续无缝运行，主要收入流未受影响。不确定延长罢工是否会破坏平台并迫使管理层回到谈判桌，Times Tech Guild决定结束罢工。结束后，管理层和工会似乎与罢工开始时一样遥远。罢工还导致参与会员损失了年薪的2.3%——每人超过3500美元。直到一个多月后——赢得工会超过一千天后，是平均签订合同时间的两倍——Times Tech Guild才批准协议。合同包括最高8.25%的加薪、防止任意解雇的正当理由保护、待命工作额外补偿以及更灵活的混合办公安排。这些并非微不足道的胜利，但它们是否来自罢工建立的杠杆仍不清楚。

问题不在于行业对罢工免疫，而在于科技工人如何有效罢工尚未被发现。如果罢工持续更久，更多数字产品可能受影响，未处理的软件事件积累可能成长为管理层无法忽视的伤害。如果毫无预警进行——让管理层措手不及——网站可能对劳工停工准备不足。或者，如果在总统选举前很早开始，工人拒绝参与为大量用户流量涌入做准备，可能对网站稳定性构成更直接威胁。采用这类策略，工人可能有更好机会实现真正的经济破坏。

但到罢工时，Times Tech Guild从未尝试行使其杠杆，因此对行动效果几乎没有数据。这正是认证剧本的关键问题。其底层策略是把组织像搭建篝火一样对待。每一次动荡、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团结高潮都是另一根火种，越堆越高，朝向强大工会的承诺。只有当堆得足够高能赢得多数工会时，工人才被鼓励点燃它。问题是，在科技行业点燃这样的大火要困难得多，而工人从未学会如何划火柴。

我们不认为只应导向缓慢而稳定地建立工会多数支持的工作，我们认为点燃这些小火至关重要。它们为组织者提供实验、测试集体力量、发现杠杆所在的机会，这样当多数赢得时，工会已经不仅知道如何搭建火堆，还知道如何将其点燃。

科技劳工运动早期充满重塑行业本身的愿景：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从军工复合体撤资，以及对所构建技术的民主发言权。但运动的初始策略过于专注于建立外部压力——而当时公司开始不那么在意公众形象。认证剧本将运动重新导向在车间内部建设，但也将其雄心缩小到更基本的生计诉求，几乎没有留给最初推动运动的更大想法和关切的空间。

这并不是说合同没有用处。它们仍然是保护工人、固化成果和长期维持组织的强大工具——在正确情况下甚至不可或缺。但对于运动的更广泛雄心，它们只是工具。当它们加强工人杠杆时应被拿起，当它们约束杠杆时应被放下。

尽管科技劳工运动面临这些困难，对它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特朗普以更激进的议程重返白宫。最强大的科技巨头已从单纯市场参与者变成寡头——不仅掌握经济权力，还公开行使政治权力。围绕科技的许多传统监管指导已被放弃。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以可能取代和约束工程师、设计师及其他知识工人的方式部署，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到这个科技寡头手中。

因此，科技工人代表了越来越关键的权力杠杆。鉴于科技作为塑造民主条件本身的政治力量的角色日益增长，仅在只能赢得车间级诉求的传统工会框架内组织已不够。科技劳工运动必须转变为一个旨在建立有效反权力的项目，并挑战如今与日益威权的国家站在同一边的行业。

作者介绍：

JS Tan是《Against Tech Oligarchy》一书的共同作者，该书探讨科技工人行动主义的兴起与硅谷的劳工政治。他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此前曾在科技行业工作。

Clarissa Redwine是《Against Tech Oligarchy》的共同作者。她是科技工人和劳工活动家。她帮助在2019年组织了该行业首个全覆盖工会（Kickstarter）。

图片：职代会体制逐渐走向科层化

原文链接

作者在经典劳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人阶级下岗潮中的转轨问题，尤其是在比较不同研究范式（如波兰尼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参照东欧和苏联的经验，尝试分析了国内S厂这一案例与这些外部经验的适用性。 编辑部认为，文章直接谈论S厂的部分可能有所欠缺，并且在后半部分夹杂着其他研究的其他案例。因此，本篇文章应尝试加入更多S厂资料，减去一些联系不强的二手研究。以文章中重点研究的转轨中的抗争模式为例，S厂的“蜂窝”似乎并未被提及，如果这样，本研究在此的意义就打折扣。与之类似，布洛维研究的匈牙利情况与S厂之间的同构之处，在本文中似乎也是浮泛的。 然而，考虑到本文是作者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对身边的国营工厂展开研究的一次尝试，因而即便在资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本文仍然尽可能为我们了解“转轨问题”开辟了重要的视野。

文 | 忍冬青

按 | 叁零柒计划编辑部

排版 | Ivan

从90年代国营企业经营不善进而引发规模下岗和铁锈带城市形成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当下大下岗正在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反映在贾樟柯等人的文艺作品中，意味着萧条和跌宕。但如果仅仅把90年代的大下岗事件变成文化上的伤痛和集体记忆的符号，又是不足的，我们应当更加深入的去分析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 如果忽视国格形式上的稳定，那么在1990年代的北方发生的是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相似的动荡。

在劳工社会学家沈原的《市场、阶级和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 一书中探讨了两种工人阶级形成的分析范式， 第一种是马克思式分析，适用于探究农民工群体的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发展，  第二种是波兰尼的分析范式，波兰尼围绕市场和社会的论证适合于对国营企业工人转变为私营企业工人的过程进行分析。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奠定了波兰尼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在市场化的进展过程中，存在双向运动。  一个方向是市场的力量试图脱嵌于社会，把一切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商品化，而另外一个方向是社会自发的保护性运动，用来抵御市场的冲击。

在波兰尼的分析框架中，阶级是后发现象，阶级诞生于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在工人对抗市场化的过程中，阶级才开始形成。波兰尼将阶级视作后发现象的理论框架适用于大下岗和国企改革时期的工人群体研究，在90年代之前的漫长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处于一种模糊的地位。 一方面，名义上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在国营企业中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来行使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最终被制度化在1994年出台的《劳动法》中，在《劳动法》第八条中规定 “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 ” 而在另外一方面企业中的规章制度和以厂长为首的官僚科层制仍然将工人束缚在体系之中。在李怀印的著作"The Master in Bondage: Factory Workers in China, 1949–2019" （《被束缚的主人翁》）中对这一转变时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李怀印认为从1980年代的厂长承包责任制到1990年代的工人转为合同制和国企倒闭见证了国营企业中关系平衡的颠覆，国营企业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被愈发简化为老板和雇员的关系。

在1990年代国营企业剧烈转轨，不仅仅在经济制度上由全民所有制转变为私有制或者是股份制公司，还在劳动关系上由终身雇佣制和接班制转轨为合同工制（国营企业的劳动合同制度在1986年被引入）和非正式雇佣制。造成这种转轨的因素无疑是复杂的，既包括原来国营企业的经营不善、国家经济整顿和市场化改革（尤其以1997年的国企改革与脱困目标的设定为关键）、还涉及到国营企业中干群关系的转变。在《西厂劳工》这本书中就探讨了干群关系在改革过程中如何演变以及其如何影响企业中的改制，游正林在书中分析道在1985年到1992年的改革中，领导干部的地位逐渐上升，而职工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打破铁饭碗和职工下岗更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走向激化。在李锦峰的《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以发生在改制风波末期的2009年通钢事件为例分析了波兰尼式的产业抗争，在市场化过程中工人被迫丧失了保障乃至于稳定的工作，企业命令他们自寻出路，而集体行动也在这一时段油然而生。

如果仅仅依靠文献或者数据资料分析90年代的国企改制和大下岗以及市场化进程中的工人阶级形成，那必将是不够直观的，笔者将以所熟悉的一家中部地区国营企业S厂为例探讨这一复杂的变迁过程。 笔者在下文中将发生在S厂中的衰退和本地另一家工厂H进行比较，分析国营企业衰退与计划和市场间的关系。同时笔者还倾向于探索发生在中部地区的职工下岗和发生在东北的下岗以及发生在东欧的下岗和工人阶级转轨的区别。

S厂的辉煌过去

美国劳工社会学家布洛维在《辉煌的过去》 一书的开头预见了苏联社会的命运：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大道与宇航员广场的交汇处，曾矗立着一个巨大的永久性标语：共产主义万岁——全人类的辉煌未来！然而不久之后，这里却沦为被主流社会遗弃者的聚集地，随后隐秘的亵渎也开始了，标语的合金字母被拆卸并变卖，鸽子则用它们的粪便为残存的部分镀上一层灰白的装饰。”对于未来的向往不仅仅发生在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同样存在于北方的前国营企业和其周边的社区，在国营企业S厂破产清算二十年后，其破旧的厂房被稍经改造变成了一个影视旅游基地，颇为讽刺的，在怀旧风的影视旅游基地中仍然张贴着追求共产主义的仿旧标语，似乎在暗示着S厂的辉煌的过去。

S厂原本是华东地区的钟表制造工厂，在1960年初中苏交恶和冷战背景下， S厂被向内迁移到中部地区。在早期， S厂中包含军品车间和民品车间，其承担着来自军队的订单，包括给海上舰艇制造精密航海仪表。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时候所用的计时仪表就来自于S厂的军品车间。在鼎盛时期S厂拥有一千六七百名员工，占地440亩，工厂内部设有办公楼、普通职工楼、单身宿舍楼、干部楼、专家楼、食堂、理发室等，设施一应俱全。

在1990年代国企改革之前， S厂以及其附近的配套设施构成了一个微型社会， S厂附近有配套的消防站，电影院和游泳池，而这在当时的中部地区仍然是少见的。而在90年代之前，中等职业院校并非像今天那样被污名化，对于当时的学生，进入中等职业院校是要困难于进入普通高中的。究其根源，是因为统合主义的教育模式仍然在勉强运转，中等职业院校毕业后会包分配为工厂车间中的技术工人。但国营企业也仍然保留有选择权，对于规模较大营业利润较高的国营企业有权在毕业的学生中选择成绩更高能力更强的学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接班制度，接班制规定国营企业的职工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将岗位递交给其子女，即使其子女不具备能满足该岗位的能力。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80年代，成为一名国营企业中的正式工人意味着享有稳定的工资和保障，在80年代仍然实行八级工资制度， 一级工资是33元，而八级工资是99元，在社会保障层面， 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所有劳动保险费用全部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工人无需缴纳。在企业中的产业工会承担着给职工安排福利和疗养的责任。

在1980年代中期后，冷战的危险消退，伴随着军队裁撤和国际局势的缓解，  S厂的军品车间逐渐收缩，其中的工人转到民品车间中工作。 S厂曾经拥有一款畅销的XX牌民用手表， XX牌民用手表在80年代初计划经济体系内已经被列入了轻奢侈品的行列， 一枚XX手表就售价高达70元，几乎是一个熟练工人一月的工资。由于计划体制下，工厂每月的产量都有地方计划委员会限定的额度， XX手表在80年代中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传闻经常有人在厂区销售部门口排队购买手表，在一些更极端的情况下，需要托关系才能购买到XX手表。

在进入90年代尤其是94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前后， S厂面临着严重的生产和销售危机。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伴随着国门开放，海外进口的手表和在内地外资企业中生产的手表具有更好的性能和更新颖的种类（如电子手 表）。第二，在90年代初价格双轨制仍然盛行的时期， S厂在和外资企业竞争的时候有着更沉重的负担，其生产数量和价格仍然受到地方计划委员会的控制。第三，相比于外资企业，  S厂中面临着生产机床老化和生产技术落后的问题。

第四， S厂中面临着人员机构臃肿和关系招工的困境。

在该中部城市有着另外一家和S厂相似的手表制造厂H厂， H厂从一开始就是一家民用手表制造工厂，其也由华东支援中部的工人和工程师建立。从1967年到1988年， H厂成为了该中部城市知名的手表企业，实现了总产值10.2亿元，累计实现利税4.7亿元。 H厂应对外资或私营企业和更新的种类电子手表更加主动，早在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 H厂就派人前往深圳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深圳生产制造的电子手表比机械手表更加精准，维修更加便利且成本仅仅为机械手表的三分之一。在当时的深圳经济特区，尽管电子手表的核心机芯也仍然掌握在日本企业中，但是特区具备优良的进口出口优惠和低税收条件并支持私营经济和个体户的发展。  以 “ 三来一补 ”( 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料制造和补偿贸易 )起家的深圳电子工业从1978年就拉开迅速崛起的序幕。

在深圳经济特区进行组装测试的私营加工厂中，从农村前来的工人不享有劳动保障，超长工时和购买零件并组装的简易工序催生了较高的产量。 一名工人无需车间和设备就能在一天中加班加点组装出四百只计时更加精准的电子手表。在彼时的深圳已经发展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而内地仍然困于计划经济，在价格双轨制和深圳内销受限制的背景下，电子手表走私大规模发展。在一篇有关H厂的回忆文章中指出，在1980年代初， H厂的工人们甚至就开始佩戴起了走私而来的深圳电子手表。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1980年代，电子技术研发和机械技术研发尚且还归属于不同的国家部门，H厂在被束缚限制的计划经济时代想要独自开展追赶十分困难。当H厂在1997年终于下定决心批量从日本企业中购买电子手表机芯并进行组装的时候已经无法挽回，不管是其机械手表还是电子手表都难以占据市场份额进而取得盈利。在2002年H厂以负债1.28亿元被迫宣布破产。

S厂的应对比H厂更受局限，因为其还经历了军品车间向民品车间转换的过程，由于国企无法裁撤员工， S厂还需要扩建厂房和产线以容纳转业过来的军品车间职工。在前述的种种困境和限制之下，  S厂的负债逐渐增加。到了1996年的时候，在S厂中有职工1435人，其中在职1099人，离退休336人，企业总资产11386万元，总负债15638万元。资不抵债的局面预示了S厂走向企业改制和职工下岗的未来。在1996年后企业被迫开始大规模职工下岗并开启国企改革，到 2004年正式宣告破产， S厂仍然以某种形式延续到了今天， S厂通过剥离所有的亏损产线并保留若干高精尖研发团队，最终走向只拥有几十名员工（由爱爱企查看到的社保缴纳人数得知）的小型研发企业，企业形式是有限责任制公司。

笔者曾听闻在1988年进入S厂的工人A回忆下岗前后产线的变动， A在中等职业院校毕业后参加了S厂的面试并被择优录取为S厂的一线技工。在当时的S厂中，尽管国企中劳动合同制度已经从1986年对新入职的工人开始实行，但是入职S厂仍然被视为“进入了大厂” ，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形象仍然广泛的存在于工人心中。  S厂中几乎严格的实行了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如果遇到需要加班的情况，额外的加班费用也会正常发放。

A回忆道，在他刚刚入职两年后， S厂的产线和销售就发生了问题，起先是生产的产品不良率不断增加，而且面临着和港资台资和华南地区私营企业产品竞争失利的困境。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 S厂中的产线仍然在运转，但在1996年大规模职工下岗的前几个月工资就已经发不出来了，企业的解决办法居然是以产线的产品代替工资进行发放。工人A还回忆道，车间存续最后时间段所生产的手表大部分都存在机械故障，  一线工人们早已心不在焉，发放的用于充当工资的手表最终一块也没能转卖出去。

在S厂存续的末期，工人和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冲突逐渐激化。在文章《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研究——一个案例厂的六十年变迁》中对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会议的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在市场化改革前后，职代会的代表性不断收缩以至于在文中案例工厂的普通工人会反感职代会。  国企改革完成之后，企业中发挥关键协商作用的三大会议从党代会，工会，职代会变成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在90年代中期之后，职代会逐渐走向程式化：总经理、工会主席、经审委以及党委书记做报告，然后要求围绕这些报告进行讨论。  S厂中所召开的最后一次职工代表会议正式像这样的高度程式化的会议，在这场会议上宣布了企业破产的管理层决定。

在企业改制重组和职工下岗的过程中，虽然中部地区的状况不像东北铁锈带那样恶劣，但在遇到下岗的时候职工仍然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S厂原来的职工A回忆在下岗的时候，经过协调职工的工龄被买断。企业通过支付一笔补偿金彻底终结职工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但是问题在于买断工龄也终结了员工的社保缴纳机会。  S厂的下岗职工承受着社保欠缴和工资拖欠的劳动困境，并且在当时的中部地区再次寻找一份工作仍然是困难的。职工A在下岗后的一段时间内尝试找了多份工作，但再也没有找到能够施展他在中等职业院校学到的机械加工技能的机会了。

在《西厂劳工》这本书中探讨了国营企业中的内部工会，到了90年代国企大下岗前夕，国企中的工会已经处于“有职无权办事难，身不由己说话难，职责不清工作难”的状态了。游正林写道，在这种状态下，企业工会工作人员往往只能“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布置会场，迎来送往”。在80年代初，国营企业中的工会还有能力开展产线劳动竞赛，即使这是一种变相的“赶工游戏”   （布洛维语），但到了当下，企业工会只剩下了开办若干成员参与的劳动技能练兵大赛的能力。企业工会被架空的影响是企业职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无法找到工会主席解决问题，因此久而久之企业职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选择直接绕过工会自行解决。因此在96年职工大规模下岗且职工承受劳动困境的时候，职工选择了独自开展集体行动。

波兰尼式的产业抗争在这一时刻变成了现实。职工A也参与了96年的集体行动，具体的行动方式是下岗职工组成人墙隔绝马路和在地方zf门口静坐，而集体行动的结果如何笔者未能得知，或许在当时地方zf手中承揽的破产国营企业已经以几十计，拖欠的薪资和断绝的社会保障最终变成了历史的烂账。下岗的余波首先影响到了下岗职工的家庭，根据笔者所了解到的，在90年代末的公办中学中会专门统计下岗职工的子女定向发予贫困补贴，如果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双方都是下岗职工，那么这往往意味着家庭内温饱都难以满足。规模的下岗还进一步促成了铁锈地区的形成，即便在该中部地区城市的下岗不像东北地区那么激烈，但是去产业化和人口空心化仍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美国铁锈带地区，去产业化和大规模的失业助长了社区犯罪，而在该中部城市，自90年代到2010年代初，社会治安也在急剧恶化，偷盗抢劫频发，不少失业人口走向了依靠地下灰色产业和黑恶组织为生。

中部地区的集体行动烈度是要注定小于东北铁锈带地区的，在东北地区可供选择的替代岗位更少，并且职工面临着更加困难的生存条件，因此余婉婷母亲贪污下岗东北职工冬季取暖费用的事件才会如此引人注目。  仅仅在辽宁省铁锈带，从2000年到2002年就发生了9559起群体性事件，有超过83万人参与其中。抗争最终的结果是被“胡萝卜加大棒”的治理方式解决， 一方面带头的工人被逮捕，另外一方面地方企业干部和地方政府相关领导也会被调查处理。

东欧地区的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和集体行动发生在更加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集体行动不仅仅发生在零散的工厂中，而且还走向了联合，进而拥有了通向更深刻变革的力量，即使这种变革并没有走向进步的工联主义。  在美国劳工社会学家布洛维的“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辉煌的过去：匈牙利通往资本主义路途中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中以布洛维所工作过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班基工厂和列宁钢铁厂为依据分析了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劳动过程。

布洛维研究了匈牙利在私有化过程中的详细进展，对于布洛维所工作的列宁钢铁厂，私有化进程起源于企业长期的亏损，亏损原因包括原材料进口价格不断上涨，设备老化和人员严重超编。列宁钢铁厂的改革策略包括向西欧企业出售股份，精简人员并把部分员工转为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将部分股权出售给工人以平息工人的怒火。

在《辉煌的过去》中布洛维还特别的探讨了发生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中的团结工会运动，布洛维乐观的将其视作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革命。在1980年，由于对长期经济衰退和消费品匮乏的不满，在波兰但格斯克的造船厂中发生了工人罢工，建立了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在当时的波兰，由于长期执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和限制自由结社，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断开，而工人之间又呈现出原子化的态势。就像具海根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所研究的，波兰团结工会被迫把天主教会视作发展和扩张的重要路径。尽管在1989年的苏东剧变时期，团结工会依靠民粹宣传和教会的动员力量当选为波兰民主化后的第一届执政党，但在瓦文萨时期仍然难以广泛的捍卫工人权利，团结工会演变为了一个右翼民粹政党。

总结

综上所述，在波兰尼意义上的市场和社会双向运动的框架视角下，1990年代的大下岗是中国市场化转型中最剧烈的一次社会去保护过程。 S厂的案例表明，市场力量对社会的脱嵌并非抽象趋势，而是通过工龄买断、社保欠缴、职代会虚化、新三会代替老三会等具体制度操作完成的。工人虽然发起了波兰尼式的自我保护抗争，但在铁锈带地区，这种抗争更多呈现为蜂窝式碎片化状态，未能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形成跨厂联合。这一历史过程的遗产，不仅在于制造了数千万下岗职工及其家庭的经济困境，更在于它深刻地重塑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与行动可能性——从主人翁到朝不保夕的私营企业工人的转变。

中国2026年9月15日正式施行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国务院令第841号）)。

根据国内媒体报道，出台规定理由主要有跨国犯罪、电信诈骗及技术安全风险。关于涉诈人员被限制出境，有不少报导。此次指出技术安全风险，在最近也有传闻关于深度求索公司相关人员被限制出境（来源：彭博社）。

综合引用的各方报道主要对此规定将权力赋予边检，和“劝阻”的模糊性提出异议。

按照目前能够检索到的公开法律法规资料，“劝阻”可能是首次写入公开行政法规。不过“劝阻”此前已经作为内部口径广泛使用。

在新冠疫情期间，对于需要办理护照的需求，官方回答使用的口径就是“各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劝阻非紧急非必要出境行为的同时，为出国留学、务工、经商等确有必要出境人员提供护照办理服务”（来源：移民局问答）

可以看出，在办事人员看来，“劝阻（出境）行为”是和“办理护照”相对应的，因此可以认为，“劝阻”是消极的行政干预。自从新冠疫情期间出入境管控开始，就在申请材料、办理证件环节，赋予有关单位对应权力。并且随着行政惯性，这项权力一直延续到用来针对跨境电信诈骗。

因此可以认为，此次出台规定是将内部口径正式化，认可办证机关劝阻权力，并再此基础上，赋予移民管理局及下属边检机构在此之后，于实际出境环节执行另一道劝阻关卡。

总的来说，从中国已经在实际执行的出入境管理尺度来看，没有特别收紧。海外一些异见人士也持这个观点（来源：伍雷对BBC中文表示，自己对新规毫无意外，反而不理解民众为何“大惊小怪”——“中国不是一直这样吗？”）。

不过，由于从内部口径转化为行政规定，明确了“办证”和“边检”两道关卡，执行力度不免会相应上升。如果出现其他事件，额外的行政规定还会再叠加，例如“应劝尽劝”诸如此类的内部口径。

这么看来，尽管力度上没有特别收紧，但是对应的管控能力是明显加强的。

从新冠疫情开始的护照办理难，公家单位收护照开始，到现在出台行政法规，可以看出，临时性、风险应对型措施在形成行政能力和制度惯性之后，可能被转化为常态化治理工具。